(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注：三王之道若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成《春秋》，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兼以三王之礼以益百世，有王者起，取法《春秋》，拨乱致治，不于是见乎？(32)
    按，朱熹《论语集注》认为，“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33)戴望此说与朱熹观点相悖，经过戴望的注释，《论语》被改造成了今文经。
    王闿运(1832-1916)素不喜理学，治学主今文，著有《春秋公羊何氏笺》、《春秋例表》、《论语集解训》等。他选择今文经为治学方向，与对汉、宋学的认识有关。王闿运的弟子陈兆奎序《论初学阶梯》时说：秦、汉以后，群言淆乱，“马、郑失于破碎，程、朱病于空疏。儒林与文苑分驰，从政与问学同敝。去圣久远，宏旨末窥，古今之道体将为天下裂。”至王闿运出，恢张绝学，综百家而一贯(34)。这一说法未免过分夸大王闿运的学术地位，但却道出了王闿运不满于汉、宋学现状与尊奉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王闿运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嬽运平昔不攻宋学，以不相为谋之道，惩辨生末学之言，凡所著述，未涉唐后，缘论禅语。”(35)实际上，王闿运治经的反理学倾向非常强烈。他曾多次批评训诂、考据、性理诸学皆无关经学，不切实用。他认为这些学问均不合“帝王之学”，尤对程朱理学的“八条目”之说尤为不满：
    治世有要，立身有本。行政应务，皆粗迹也。儒者知其然，而以平天下本于诚意，则又悖矣。大学之教专在格物。格物者，来归者众也。不曰人至民归，而物格，以物兼中，明非欲人之附己也。事不虚至，必有人矣，故物格即民亲。在位则民之，在学则物之也。修平之本莫过求贤，得贤而万事理。所以得贤，则必致知。知不自悟，必由于物。物来亲我，乃知善恶。初非尽通万变，乃后可变帝王。而虚语天人，高谈性命，探原索隐，亦究何为？(36)
    为抨击程朱理学，他专门作《论语集解训》20篇，罗列《论语》十大弊端，认为其言悖、诞、亵、歧、拙、复、固、陋、戏、愚：
    夫君旲大礼而曰吾不欲观，开国圣乐而曰武未尽善，则其言悖。匹夫论帝王而吾无间然，己方在难而曰天生德，又曰文不在兹，又尝欲使弟子南面，则其言诞。身有至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则其言亵。学而不厌可谓云尔，又曰学而不厌何有于我，则其言歧。吾不与祭如不祭，则其言拙。雅言诗书，又曰皆雅言也，见齐衰者，又曰见之，则其言复。去丧则佩玄冠不吊，似初未闻者，则其言固。请车为椁，既已不伦，许则徒行，又何其惫。若此之类，其言近陋。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同浴于沂，其言近戏。曾子全身而曰启予手足，岂欲小子目验乃后不诬。若此之类，其言实愚。(37)
    需要指出的是，王闿运反理学思想受到老、庄学说的影响。王闿运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引庄入经，儒道互补。他尊老、庄而斥程、朱，对程朱理学家的“道学”深为不满。如他在《庄子注序》中说：“孔子之书，传者《孝经》、《论语》，皆空言，自是徒众益务于论道矣。”(38)《孝经》、《论语》是理学家宗奉的经典，而王闿运则指责它们空疏无用。王闿运以庄证儒，认为道不可谈，宋儒所谈道学乃异端，故宋学为无本之学，并作《庄子七篇解》，以明圣人不言性与天道之意。
    廖平(1852-1932)经学思想多变，晚清时期大体完成四变，即“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小统大统”、“天学人学”。从大的方面说，廖平所变者主要是经学思想，即对于今、古文经的看法，而他对理学则基本持否定态度，绝少尊重程朱学说。他曾极端地表示：“宋学则如炭气有毒，中者非死则病。”(39)
    批评程朱理学舍传从经。在经学典籍中，传为解经的重要形式，以至于某些传也获得了经的资格。宋儒为阐发自己的学说，轻传重经，甚至有人提出“舍传从经”之说。光绪十四年(1888)，廖平著《公羊补证》，主张合通三传，提升公羊传的地位，而程朱理学家“舍传从经”的做法受到抨击：“宋以后儒者不知经之取义不必尽符事实，乃有舍传从经之说，以传必同经为准。既曰苟同，但就经立说可矣，何须考传？故有独抱遗经，束阁三传之派。”他认为，宋儒“所称性命学，全为误解经传，非果出于圣人”(40)。
    批评程、朱的《大学》定本及“格致”传。二程以《大学》古本多有错简，写为定本，朱熹又以为有脱文，而补“格物致知”传。廖平《公羊补证》指出，二程定本与古本相较，不足为据，朱子补传不合《大学》本义：“《大学》格致本义，谓欲平天下，必先治天下之国；欲治一国，必先齐一国之家；欲齐其家，必先修其一家人之身，故治平之功先从修身起，谓国与家中所积之身，非皇帝一人之身。一身正而天下国家自平治，如八比家所有感应话，皆宋人误解，天下古今，不唯无此事，并无此理。”(41)
    抨击宋学空疏无用。廖平批评宗宋学者名为恪守圣人之道，实则贻误君国。他明确指出：“考宋人言心言性，无济时用。”(42)
    廖平还通过以今文经学重释和改造《四书》，达到批判理学的目的。他的《公羊补证》以《大学》为皇帝专门之学，明确反对宋儒以之为道德入门书籍。《知圣篇》重在阐发《论语》、《孟子》的微言大义，他自称，“学人囿于旧闻，于二书(指《论》、《孟》)微言，最为奇险者，视为故常。一经洗伐，如震雷发人猛省，乃知《论语》多属微言，为六艺之锁钥，非教人行习之书”(43)。为发挥《论语》的“微言大义”，他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作《论语汇解凡例》28条，成《论语微言集证》4卷、《论语汇考》6卷、《论语集证》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