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汉学”的出现和汉宋门户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事件，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史叙述都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而在建立“汉学”论述和激化“汉宋门户”纷争方面，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至关重要。
    《汉学师承记》是江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广州阮元幕府中刊刻的著作，由于其面世的时间恰好是乾隆、嘉庆时代的结束，该书又以学人传记的方式总结了清代前期的学术史，因而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影响最大之处就是编织了清代“汉学”的学人谱系。《汉学师承记》的汉学叙述至少由以下两大要素构成，即“汉学”及其“师承”，尤其是清代“汉学”的“师承”，因此书中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汉学的学术观；第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发展史，重点是清代汉学师承的谱系。全书宗旨用江藩的话简单归纳就是：“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①“汉学”与“师承”，这两个要素相辅相成，相互呼应，构成了该书述学的主体。
    正是由于《汉学师承记》叙学有“汉、宋门户之争”的色彩，所以尽管它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方东树等人的强烈批评。多年来，利用这本书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较多，但以此书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多。②其中对《汉学师承记》中学术史叙述的研究意义尤为重大，研究者已有论及，多有洞见。③学者们都注意到，江藩这本著作有其自身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江氏的记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有汉宋门户之争的用意。这些成果已经为进一步研究该书的学术史观念奠定了基础，但是与该书的学术内涵和思想意义相关的诸多问题尚有待发之覆。比如江藩此书在汉宋门户之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研究者们对此还没有充分、合理的解释。
    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理解《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内涵和思想意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联系江藩撰著的时机和动机来解读《汉学师承记》。诚然，江氏著述有当时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背景，但是江藩为何要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撰写这部著作，仍然是有待回答的疑问。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汉学师承记》及其“汉学”叙述的思想意涵，也有助于理解其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江藩撰写《汉学师承记》的特定政治和学术背景，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事件有关，江藩撰写本书有极其现实的考虑，就是要试图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备国史之采择
    要明了江藩编撰《汉学师承记》的动机，④该书编撰工作的起止时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汉学师承记》修撰的启始时间，因为缺少直接的证据，以往没有明确的意见。而其成书时间是能够确定的，根据汪喜孙跋和《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卷末江钧《跋》所记，“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的时间是“嘉庆辛未良月既望”，则该书正文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前已经成稿，至少在年底前全书已经完稿。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版本证据，但是这一记载应是可信的。
    《汉学师承记》中多处文字也可以印证这个成书时限的确切。该书收录的人物大体是按照生年先后为序的（卷八是例外），其中大多已经去世。而这些人物很多卒年都在嘉庆十年左右，如钱大昕逝于嘉庆九年，纪昀、王昶卒于嘉庆十一年，《汉学师承记》始撰时间当不早于此。而洪亮吉、凌廷堪去世时间最晚。洪氏卒于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凌氏卒于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汉学师承记》均记载其身后事，可证修撰时间当不早于嘉庆十五年。
    至于嘉庆十六年后事，该书多无记载，如臧镛于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北京，《汉学师承记》未见提及。《汉学师承记》所记阮元职衔也足为修撰时间佐证。所称阮元职衔有三处，同在卷七，两处称为侍郎，一处称为詹事府少詹事。阮元曾多次任侍郎，但均不晚于嘉庆十六年。
    关于阮元的正式记载见于《凌廷堪记》附记，内称阮元“乾隆丙午举人，乙酉进士，授编修，官至浙江巡抚，今官詹事府少詹事”。阮元授詹事府少詹事有两次，一次在乾隆五十六年（1792），一次在嘉庆十六年，其本事见于《清史稿》本传及《雷塘庵弟子记》。前一次显然与《汉学师承记》的写作时间不合。后一次《雷塘庵弟子记》嘉庆十六年谱记：“七月二十三日，阮元奉旨补授詹事府少詹事。”这一次任詹事府少詹事的时间仅有数月，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事并见《清史稿》《清史列传》本传，《仁宗实录》，但据研究，阮元未实授礼部侍郎）。其后阮元又逐渐得到拔擢，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奉上谕“阮元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事务”（《仁宗实录》卷二五七“五月戊寅，以内阁学士阮元为工部右侍郎”）；八月十四日，上谕“以漕运总督许兆椿为工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阮元为漕运总督”，两天后，阮元奉到此谕。⑤因此，《汉学师承记》内称阮元“今官詹事府少詹事”，时间断限极为明确，应在嘉庆十六年底之前。有关阮元的记载已经到了《汉学师承记》第七卷的终了，而第二年即嘉庆十七年五月，汪喜孙即看到本书并作跋，因此可以推断，该书在嘉庆十六年底就已完稿。闵尔昌《江子屏年谱》也将《汉学师承记》系于此年。⑥
    根据以上多条限制，可以推定《汉学师承记》的集中编撰应始于嘉庆十五年六月以后，而完成于嘉庆十六年底之前。以《汉学师承记》的篇幅，在这一段时间内编辑完成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