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江藩的记载时有错误，但那些遗漏更有意味。重要的是那些宋学人物，除某些因为被列入“汉学”阵营而收入，其他的都不见于本书。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汉学师承记》第一卷卷首的绪论中，江藩不厌其烦罗列的清帝“尊崇汉儒，不废古训”的所谓文治盛事，如今日被称为《御纂七经》的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的《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多是主宋学者所为，如《周易折中》为李光地所撰，而《周官义疏》等三礼《义疏》的副总撰便是被称为桐城派始祖的方苞，而被后世视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还是《四库全书》的撰修官之一。这些人物按照功绩，都应该入选儒林传（如焦循就认为方苞迹近儒林），但是都被江藩摒弃在心目中的《国史儒林传》（《汉学师承记》）之外，甚至在讲到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和《礼记义疏》的时候都不提及方苞其人。这一点因为江藩以《汉学师承记》为题，且后来将宋学人物另编为《宋学渊源记》，所以不甚引人注意，甚至被研究者视为对宋学家的“温和”反应。（39）但如果联系国史修撰的背景，这是非常激烈的对抗性举动。因为阮元同时编撰《儒林传》和《文苑传》。按照江藩的构想，汉学人物应该入《儒林传》，而宋学人物则应该悉数归入《文苑传》。这里展现出江藩强烈的门户之见，如果这个构想完全实现，《国史儒林传》中将没有宋学人物出现。
    阮元本人的学术立场与江藩有相似之处，他年轻时即与凌廷堪相知，更曾问学于钱大昕、王念孙等学者，因而以“汉学”传人自命，在《研经室集自序》中说：“室名研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他对于宋明学术有激烈的批评，其重要的著作如《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意在直接摧垮宋学的理论基础。
    阮元完全赞同以训诂明义理到明圣人之道的方法：“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盖先生于语言文字剖析如是，则于经传之大义，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为之法又可知。”（40）
    阮元眼中的本朝学术源流，也以汉学为正宗。如他在评价王引之的学术时说：“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41）此观念与江藩及其《汉学师承记》中的观念就很接近。
    但是，作为清廷大员撰修《国史儒林传》，阮元不能公开持“汉学”立场。其策略是对儒学做了新的界定，将儒学分为师儒两道，表面上持汉宋调和的立场，实则极力褒奖汉学：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苟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于天下哉。
    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
    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撰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
    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宏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辩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呜呼，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列圣而昌明之，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瑜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备员史职，综辑儒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例，别为孔氏传，以存史记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陆陇其等，国史已入大臣传，兹不载焉。（42）
    在《国史儒林传拟稿》的具体编撰中，阮元要大胆得多。全书正传44篇，附传55人，在前半部分，阮元颇收录了一些宋学人物，如孙奇逢、李中孚等，而到该书后部的人选与《汉学师承记》的颇有重合，尤其是最后10位“正传”入选人物，除孔氏诸人如孔兴燮等单独列传，其他的分别是江永（附汪绂、金榜、胡匡衷）、朱筠、钱大昕（附传钱塘、王鸣盛、补丁杰）、戴震（附传凌廷堪）、卢文劭（附传孙志祖）、武億、任大椿（附传李惇等，另补汪中）、孔广森、张惠言（附传马宗琏），几乎就是颠倒了次序的《汉学师承记》。此外，惠栋祖孙三人，阎若璩、胡渭等人物都悉数入选，却将陆陇其等宋学人物排除在外，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大臣另有传”，方苞也在类似的理由下不见提及。这是阮辑《国史儒林传拟稿》与江撰《汉学师承记》的异中之同。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汉学师承记》对阮元编撰《儒林传拟稿》产生影响。虽然《国史儒林传拟稿》在关于儒学的观念及入选人物上和《汉学师承记》确有共同之处，不能简单排除《汉学师承记》影响《国史儒林传拟稿》的可能性。但是在阮元出任漕运总督之前，这种可能性不大。《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在立传人选方面的相同或者相近不一定是两者的相互影响，而是多少反映了汉学阵营的某些共识。如前引焦循对阮元提出的建议中，就包含一个初步的儒林传名单：“窃谓黄黎洲、毛大可、全谢山诗文富矣，而学实冠乎天。朱竹垞、姜西溟、汪钝翁非不说经，而文究优于学。王寅旭、梅定九、陈泗源之推步，顾亭林之音学，王交河之律吕，胡沧晓、惠定宇之《易》，万充宗、顾复之《春秋》，胡朏明之《禹贡》，阎百诗之《仪礼》，邵二云之《尔雅》，王白田之服膺朱子，万季野之论定《明史》，方望溪、齐息园、周书昌、陆耳山之校辑诸书，江慎修、戴东原、钱溉亭之声音训诂、名物象数皆于儒林为近。推之马宛斯、沈果堂、陈亦韩、应嗣寅、孔巽轩、朱笥河、金乐斋、武虚谷、王西庄、江艮庭、任幼植、张皋文、汪容甫皆儒林之选也。魏叔子、尤西堂、施愚山、田古欢、周栎园、吴梅村、陈其年、吴园次、汪蛟门、冯山公、杭堇浦皆文苑之雄也。”（43）张鉴等人也提出过人选的建议。（44）阮元受焦、张等人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不过，由《国史儒林传》和《汉学师承记》在立传人选等方面的异同可以进一步明了江氏的意图。《汉学师承记》的凡例和规模全拟正史，很多地方与阮辑《儒林传》相似，确实是“以备国史之采择”。江氏撰写的意图应与焦循相似，即在编选体例和入传人选等方面表达意见，不过他可能因为未得到阮元垂询而采取了特殊的方式，迅速编写了一本《汉学师承记》，打算直接呈交给他的这位同里兼同学。在这样一部著作里，江藩为其祖师惠栋的“汉学”争取儒学正统地位，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中心的本朝（清代）学术史，把尊理学的桐城派人物方苞等打入另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