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刻本，一册，1927年。
    ⑦王章涛：《阮元年谱》，第527、554页。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儒林传拟稿》钞本《凡例》末有“壬申八月漕运总督阮元交付史馆”等字，足证此说。参见阮元：《儒林传拟稿》钞本。
    ⑧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南雷文定》卷四，收入《南雷诗文集（上）》，《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页。
    ⑨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五书》，《曝书亭集》卷三二。
    ⑩“兹有所陈者，前在菊隐园中，言及儒林传首必须冠以总叙，维时酒阑人众，言未达意。”朱锡庚；《与阮伯元阁学论修撰儒林传书》，《朱少河先生杂稿》，北京图书馆馆藏钞本，一册。可见至少在一次有多人参与的聚会场合中，阮元曾经提出讨论《儒林传》的修撰问题。
    （11）“闻尊大人已入《儒林传》。不独尊大人之名垂不朽，所以鼓舞后进者，其益无疆也。”王念孙：《王怀祖先生与喜孙书》；“去年史馆中，下问《儒林》、《文苑》两传，当入何人？循以尊公之名，宜征实列入《儒林》，未识能依与否？然亦公论也。”焦循：《焦里堂与喜孙书》。按焦循所说史馆下问应即阮元致书问《儒林传》、《文苑传》修撰事，阮元致信焦循事在1810年，则此信当作于1811年即嘉庆十六年，两信并见《汪氏学行记》卷三，汪喜孙撰、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第920页。
    （12）“十二月，世侄汪喜孙顿首怀祖老伯大人执事：冬至前由朱咏斋詹事，寄呈寸缄，以史馆纂录《文苑传》，先君行事与袁江宁、蒋苕生太史同列，惧无以定千秋之公论，哀求老伯大人寄书漕督阮公辨正之……阮公及史馆从事俱诸公，莫不信从执事，倘蒙致书，阮公属其改入《儒林》，庶几先君身后之名，自执事一言论定，可以信今，可以传后。”该信王章涛系于1813年，因是年阮元任漕运总督。汪喜孙：《致王念孙书二》，《昭代经师手简》，第78页，转引自《阮元年谱》，第561页。
    （13）此处节引其文章大要，具体内容请参考其本文。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一二。
    （14）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一二，此处据王章涛《阮元年谱》所引《汪氏学行记》，焦循原书多处双行小字夹注，而汪喜孙仅录正文。
    （15）张鉴：《答阮侍郎师书》，《冬青馆甲集》卷五。
    （16）臧庸：《上阮云台先生论儒林传书》，《汪氏学行记》卷三，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第919-920页。
    （17）臧庸：《上阮云台侍讲书》，《拜经堂文集》卷三。
    （18）汪喜孙：《致王念孙书二》，《昭代经师手简》，第78页，转引自《阮元年谱》，第561页。
    （19）《集传录存》，《研经室集续集》卷二，《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23-1048页。
    （20）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后有阮福案曰：“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馆中修史，例必有据，儒林无案据，故百余年来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谓群书即案据也，故史馆赖以进呈。”《研经室一集》卷二，《研经室集》，第38页。清朝议修《儒林传》不自阮元始，但是真正着手做成的，当以阮元为第一人。今覆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阮元《国史儒林传拟稿》钞本，该拟稿为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直到清代中叶的孔广森等一百多人立传，可见此前国史馆并无较完全的《儒林传》稿，亦可证阮福所言非虚。
    （21）在阮元任职史馆前与江藩的学术记载最近的一次在1806年，阮元游甘泉山，于惠照寺获西汉广陵厉王刘胥冢二石，与伊墨卿、江郑堂、翁覃溪诸师友商榷考证。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第413页。
    （22）1787年，阮元与同里学友相约编撰《经籍纂诂》，并作诗以记之，其时曾邀请江藩共任此事，但是到1797年阮元正式开始编辑《经籍纂诂》时，其邀请的主纂是武进臧镛堂，其他任事者多为浙江学人，其中并无江藩。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第24、25、116-117页。
    （23）“旌德江郑堂先生曰：凌君乃一代之礼宗也。如阮公，则真所谓知己矣。”张其锦：《校礼堂文集题识》，《校礼堂文集》，第12页。
    （24）当时也有学者提出在国史儒林传前必须有总叙。朱锡庚；《与阮伯元阁学论修撰儒林传书》，《朱少河先生杂著》，北京图书馆馆藏钞本。又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后收入《研经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