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综上所述，阮元嘉庆十五年兼职于国史馆，总辑《国史儒林传》和《文苑传》，这件事在当时的部分官员和士绅之间传播。江藩很可能从不同渠道获悉这件事，并决定以编撰《汉学师承记》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希望以此来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在《汉学师承记》中，江藩以正史的笔法，构造了一个以自己的直接师承为“汉学”正宗的学术体系和本朝学人谱系，把宋学人物摒弃在儒林正宗之外。《汉学师承记》为江藩争取到阮元的信任而刊行于世，但是这本书强烈的门户之见也引发了宋学者激烈的反击。
    《汉学师承记》显然提升了江藩在阮元心目中的地位。江藩应该至少在嘉庆十八年前就把《汉学师承记》送给阮元。而阮元很快就邀请江藩入幕，且对其有高度评价，称其为“能总其事，审是非，定去取”的海内二三人，其间应有与《汉学师承记》相关的成分。
    嘉庆二十三年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为江藩《汉学师承记》作序，对该书进行了高度评价。这本竭力追摹《国史儒林传》，并具备正史规模的传记体著作，终于得到通行。而阮元的《国史儒林传拟稿》则上交史馆，只有少数钞本在世间流传。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问世之前，《汉学师承记》一直成为清代学术史的基本史料。
    江藩的“汉学”立场得到了阮元的支持。阮元虽然在《国史儒林传》中持官方的立场，表示汉学宋学二者折衷，不可偏废，但是在为《汉学师承记》这样的私家著述作《序》时就透露其心曲，盛赞两汉经学，且称赞其老同学的学问：“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老庄之说盛于两晋，然《道德》、《庄》、《列》本书俱在，其义止于此而已，后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饰而改之，是以晋以后鲜乐言之者。浮屠之书，语言文字非译不明，北朝渊博高明之学士，宋齐聪颖特达之文人，以己之说附会其意，以致后之学者绎之弥悦，改而必从，非释之乱儒，乃儒之乱释。魏收作《释老志》后，踪迹可见矣。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45）为此，阮元支持了《汉学师承记》的出版刊行。
    “汉学”同道中人对《汉学师承记》的学术观点及其所编织的汉学学人谱系完全认可。被记入《汉学师承记》的黄承吉在读到该书之后用诗复述了几乎同样的观点：“祖龙燔书六经丧，汉儒续绝严师传。西京人自守一说，力抱残缺存简编。由无之有等并护，与失微绪宁拘牵。所以当时重授受，专经谱系如曾玄。东都学者闲旁涉，郡公幼年尤称贤。伟哉郑许厞不贯。有似巨海纳百川，自从肃弼逞臆会，立言非必皆古先。纷纷同异每互证，南叶北叶各有偏。贞观诸儒作义疏，但解征综不解研。焉知宋后实学废，自许精义徒空诠。坐谈性命固道本，苟无礼乐何由宣。物名象数如可置，何必一画文开天。我朝古义发无隐，辟使有蕴胥昭悬，圣人如日众星列，中天景运由陶甄。太原德清睿导始，后逮吴歙双渟渊。支流派衍遂分出，师承不异昭宣年。迩来混沌尽凿破，一扫疑似归本然。脱非两汉能继述，四代何自供披穿。声音不通字莫释，训诂不讲辞难笺，不明制度人道舛，不究推步天行愆。秦邮王氏润州段，新安程叟疁城钱，目中所见几先辈，在汉可列经师筵。吾友凌焦及江李，曩时聚讼犹目前，三君墓木皆已拱，江君远客如南迁。梦寐康成志砣砣，渊源红豆膺拳拳，不忘数典创斯作，直凭一线任仔肩。茫茫绝业垂千载，一堂恍接达与虔。太常藉奏虎观论，对次犹逊覃敷全。悔我平生学诗礼，箧中残稿成迁延。故人垂问倘见及，更何岁月才丹铅。此书一出俗儒省，异训可令长绵绵。文章性道本一贯，无忘博约求高坚。”（46）这番叙述的学术史观念和江藩的毫无二致，并且更加简明，让后人明白《汉学师承记》的主旨就是“汉学”观念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发展史。后来的清代学术史论述大多是在江藩著述的基础上深化、铺陈而来。
    历史又一次展现了它的反讽。江藩直接的目的很可能没有达到，阮元并未根据江藩的建议来编撰《国史儒林传》。（47）但是由于阮元的《国史儒林传拟稿》正本必须交付朝廷，民间只有少数钞本流传，所以直到《清史稿》修撰成书之后，才发生一些影响。而江藩的私家著述由于得到阮元的支持，又具备正史的规模和笔法，所以刊行后立刻风行天下，对后世的清代学术史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以布衣而终的江藩来说，这样的结果当是最好地回报了。
    注释：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②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汉学师承记》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已有了切实的进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钟哲整理本和三联书店1998年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编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周予同非常重视《汉学师承记》，曾为其作注。其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亦大量利用了《汉学师承记》的记载。漆永祥研究《汉学师承记》多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以《汉学师承记》为专题的课程，并撰有《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汉学师承记笺注》，对本书研究贡献尤多。参见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导言》，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漆永祥：《〈汉学师承记〉考异》，《文史》2004年第4辑，总第68辑，第205-253页；漆永祥：《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1》，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343-369页；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朱维铮、漆永祥等指出，江藩《汉学师承记》是参考了当时人的相关著述而来。朱维铮指出，江藩《汉学师承记》中的学者传记往往有所本，如阎若璩、戴震等人的传记都取材于当时学者所撰的行状、墓志铭等。朱维铮：《导言》第19条注，《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2页。“江氏此传（即戴震）传几全录钱文（指钱大昕《戴先生震传》）”参见《汉学师承记》卷五注一三，《汉学师承记》，第102页。漆永祥也揭示了《汉学师承记》诸文本的来源。参见漆永祥：《汉学师承记考异》，《文史》2004年第4辑，总第68辑，第205-253页。王应宪则指出，江藩编撰的钱大昕、阎若璩、胡渭、惠栋、江永、戴震等传记参照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参见王应宪：《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③参见前揭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与漆永祥《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两文。朱文指出了《汉学师承记》与清代统治者的治术、扬州地方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清代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漆文则指出《汉学师承记》的修撰有取代清代其他学案体著作的用意。
    ④关于江藩撰著《汉学师承记》的动机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江氏此作故意与其老同学也是幕主阮元的汉宋调和立场立异，见前揭朱维铮文。也有人认为出其于学术动机，为彰大考据学之地位，而与《明儒学案》诸书分庭抗礼甚或取而代之。参见漆永祥：《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1》，第344-347页。
    ⑤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