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阮元；《拟儒林传稿凡例》，《研经室集》，第1023页。
    （26）比如《汉学师承记》中的《阎若璩记》，朱维铮认为与杭世骏同名传文字略同，而王应宪认为取材于钱大昕所作同名传记，实际情况是江藩并取钱大昕的《阎先生若璩传》和杭世骏《阎若璩传》，甚至有在钱大昕某段文字中插入杭世骏文一句的情况。这种做法，正是史官辑录之法。
    （27）参见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
    （28）阮元：《儒林传拟稿·凡例》钞本，北京图书馆馆藏。
    （29）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一二。
    （30）张鉴：《再上阮侍郎书》，《冬青馆集甲集》卷五。
    （31）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松厓文钞》卷一。
    （32）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俱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惟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集解》，繁复研求，恍然悟洁净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此则栋独知之契。”《松厓文钞》卷一。
    （33）在惠栋眼中，汉代经学之亡始于《易》，但又不限于《易》，《诗》也是如此。“经学盛于汉，汉乐府皆秦之郊庙，东汉始有拟作。汉末建安七子及魏后黄初、正始之间，五言始兴，六朝尤盛，虽以学则专攻诗者。诗学盛而经学衰，则始于魏以后也。”《九曜斋笔记》卷二《经学诗学条》。对惠栋此学术观念的评价是另一问题，本文不作展开，参见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4）《经术》，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
    （35）沈彤：《古文尚书考序》，《果堂集》卷五。按该文作于1743年。
    （36）袁枚：《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一八。按该文作于1754年。
    （37）钱大昕：《与王德甫书一》，《潜研堂文集补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十册，第28页。按该文作于1755年。
    （38）惠栋的汉学亡的观念，戴震就不会赞同。惠栋去世的第二年（1759年），戴震在《郑学斋记》中说：“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浸浸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有言者曰：‘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谓然。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吾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而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朱子在朝尝与议：孙为祖承重服，退居时，检得《答赵上问》，因谓王介甫新经出，士弃注疏不读，卒有礼文之变，相视茫如。夫自制艺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抑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然曲士拘儒，一闻曰郑学，必惊顾而狂骇。或说之曰：‘是专守一师以精其业也。’或曰：‘是好古以自名其学也。’皆偏曲之论，不足语学。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圣贤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余闻问学于舍人者，得所学以往如是。”《戴震文集》卷一一。此后多人对此名义提出批评，认为不能成立，最著名的是龚自珍指出的“十不安”。
    （39）朱维铮：《导言〈汉学与反汉学〉》，《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7页。
    （40）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研经室集》（上），第241-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