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喜孙是这种情况的另一个例证。他也为其父汪中能被列入《儒林传》而设法，他始从焦循和王念孙处得知其父汪中被收入《儒林传》，后从史馆得知乃父被改入《文苑传》，大为焦虑，于是致信王念孙，请求其出面关说。（18）今日阮元《国史儒林传拟稿》钞本内有《汪中传》，不过是补录。而由《国史儒林传拟稿》中黜落的人物确有汪中。（19）汪喜孙后多方搜集乃父资料及各方评论，辑为《汪氏学行记》刊行，与此当大有关系。
    在此情况下成书的《汉学师承记》与《国史儒林传》有直接的联系，是对阮元修撰《国史儒林传》的一种形式独特的反应，以成稿的传记向阮元提出编选的学术原则和具体入传人选的建议。
    首先，江藩应该较早得知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虽然截止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表明，江藩曾经被邀参与讨论《国史儒林传》的修撰，但是《汉学师承记》中的片断言辞透露他知道个中消息。《汉学师承记》卷一自述撰述缘起说：“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这里提及的“国史”，并非一般的国史，因为《汉学师承记》本身是儒者传记，与上文提及的《国史儒林传》正相合，而此一时期恰由阮元为史馆总辑，修撰清代《国史儒林传》。（20）
    江藩与阮元是同乡兼同学，在阮元入仕后两人仍时有学术交往，（21）与阮元当有联系。但是很多情况显示，他起初似乎并非阮元倚重的幕友。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多次邀请其姊父焦循前往杭州帮忙，编撰《经籍纂诂》等重要学术著作时也没有请江藩任事。（22）到嘉庆十七年阮元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江藩很快就被聘请掌教淮安丽正书院，算是正式入阮元幕府。其后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江藩远赴广州，阮元并拟请其协助编辑《皇清经解》，这一时期阮元似乎很看重这位老同学。上年阮元主持辑录《儒林传》，江藩虽非其心腹，但是以他在扬州学者圈子中的崇高地位（江藩与焦循并称为二堂），很可能从其他扬州学人处得知《国史儒林传》修撰一事。从《汉学师承记》对阮元短期任职“詹事府少詹事”的准确记载来看，江藩对阮元的动向很关注，而且消息相当准确，对阮元担任詹事府少詹事时撰修《国史儒林传》和《文苑传》一事当能知情。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除了扬州籍的学者，江藩还可能从其他学者那里得知修撰《儒林传》的消息，比如凌廷堪的弟子张其锦。嘉庆十六年，张其锦为搜集凌廷堪的遗文，南走歙县，北走海州。江藩在《校礼堂文集序》中记述此事道：“《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亡友凌君次仲之文也。次仲殁于歙，受业弟子宣城张文学襞伯，南走歙，北走海州，捃拾次仲之著述及诗古文词，编次雠校，先刊《燕乐考原》六卷。又手写文集，渡江至淮壖，就正于阮侍郎。”这篇文章虽然写于1812年漕运总督阮元的驻地淮安，但是扬州是凌廷堪长期客居之地，江藩又是凌氏好友，且对凌氏学问有极高评价，（23）张氏搜访凌之遗文时，极有可能会找到他，从而使江得知《儒林传》修撰的消息。
    江藩如此急于在嘉庆十六年底之前编成《汉学师承记》，正是对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的回应。具体情形为，此年秋阮元任职国史馆，主持修撰《国史儒林传》不久，江藩就从焦循或者其他扬州学者以及其他途径如张其锦等人处得知此事。而阮元并没有直接向江藩征求意见，这就是今天在江藩的著作中没有直接与阮元讨论《国史儒林传》修撰问题的信件的原因。没有机会像焦循那样直接向阮元进言，为修撰国史提供参考意见，对自负的江藩而言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正因为如此，像修撰《国史儒林传》这类对于所有儒生都意义重大的事情，江藩决不会由于没有得到老同学的眷顾而甘于袖手旁观，他开始独立以具体行动来参与这次撰修国史。这就是编写一部模拟史馆笔法和具备正史规模的儒林传记，具体提出自己的编撰意见，此应即江氏所言“以备国史之采择”的含义。这部儒林传记就是《汉学师承记》。
    三、以汉学为儒学正宗
    《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拟稿》之间，在编撰原则及体例等方面存在诸多重要特征的相似或者相近之处，可以进一步佐证上述推断。首先是在编撰体例上，《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拟稿》两书都是以列传集合成文，且卷首都有长篇的序论。《汉学师承记》卷一启首是一长篇论述，少有学者注意其意义。各代《儒林传》启首都有一篇序论，而在《国史儒林传拟稿》卷首，阮元也撰写了一篇《拟国史儒林传序》，（24）由此可以了解《汉学师承记》卷首文即相当于“序论”。《汉学师承记》卷首语的结构也和阮元的《拟国史儒林传序》大致相似（虽然具体表述有一些差别），即首先叙述根本的儒学观念，其次叙述历朝的儒学学术史，随后转入对“国朝”儒学学术的称颂，等等，由此可见两者在各自的文字序列中执行着相似的功能。
    《汉学师承记》和《拟国史儒林传稿》中的每一传记，都是辑录众书而成。研究者已注意到《汉学师承记》博采诸家记载，但是对具体某篇传记取材的渊源尚存争议。其中体现了江藩对传主思想和学术的认识，此为别一问题，暂且存而不论，从编撰角度而言，可以理解为江藩是在刻意模仿正史的做法。
    关于辑录之法，阮元说：“凡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双注各句之下，以记来历，不敢杜撰一字。”（25）《研经室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后有阮福案语：“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馆中修史，例必有据，儒林全无案据，故百余年来，人不能措手。”证以《儒林传拟稿》和后来的《清史稿》，可知阮福所言非虚。《清史稿》《儒林传二》就基本是在阮元的《儒林传拟稿》基础上删改而来。今日可见的《儒林传拟稿》正是严格按照史馆修史的成例，“裁缀集句”而成。《汉学师承记》取材广泛，且少有自撰，也可以认为是“裁缀集句”的做法。这方面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26）这些能够说明江藩独立编撰的《汉学师承记》是在模仿史官的笔法。
    其次是两书立场相同，都极力颂扬清朝统治者。《汉学师承记》卷一相当于序论的长篇文字，自“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篆，拨乱反正，罚罪吊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以下，不惜笔墨地缕述清朝历代皇帝刊行经解的“文治”，最终是为了颂扬“盖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可谓千载一时矣”！同时该书在学者传记中也时时记载他们受统治者的褒奖或重视，比如对于阎若璩记其得到世宗的优礼。此外，《汉学师承记》安排诸学人传记时，将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置于全书之末，江藩此举颇为人所诟病，（27）但是如果考虑到该书是竭力模仿国史，就能明白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阮元的《儒林传拟稿》也是如此，一定要说明“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撰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人物列传安排的顺序，不是以黄宗羲、顾炎武为始，而是顾栋高为首，其理由是“因高宗纯皇帝谕办儒林传，奉为缘起也”。（28）在传记取材方面，《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也有共性，即材料大都来自钱大昕、王昶等曾任官职之人的著述。阮元的做法可能来自焦循的建议，（29）但无疑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他辑撰的人物列传，主要依据钱大昕、王昶、万斯同等人所著传记，而对于传主的学术贡献，主要依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一做法引起其弟子张鉴委婉的批评，认为他应该多参考原著。（30）其实，从阮元搜集材料的范围和态度来说，他不是看不到原著，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了方便以外，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考虑。《汉学师承记》多引钱大昕的著述，除了江藩对钱大昕学术的推崇，显然是为了使其著作更容易得到官方的认可。这个相似的政治立场也说明《汉学师承记》是在有意模仿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