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原则和政治立场这两点相似之处可以进一步揭示“以备国史之采择”的含义，也佐证《汉学师承记》追摹国史的用心。
    《汉学师承记》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汉学”立场，而《儒林传拟稿》则表面维系了汉宋折衷的学术立场。《汉学师承记》和《儒林传拟稿》在入选人选上也有很大不同。这两点是两书最重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异颇能说明江藩的用心，也揭示了本书的学术内涵和思想价值。
    如前所述，《汉学师承记》的主要内容是儒学学术观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发展史，重点是清代汉学师承的谱系。“汉学”与“师承”，这两个要素是该书的主体。联系江藩的用意可知，这不仅仅是简单为汉学者立传，而是要在《儒林传》里为“汉学”争得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且将汉学人物列入国史。正因此，当可理解《汉学师承记》中护教意味十分浓厚的“汉学”观念，因为批驳当时已经无势力的释老二教，正是为了表明“汉学”为血统纯正的儒学，信奉“汉学”的人物才是“醇儒”。这是“政治正确”的一种曲折表达。
    江氏的“汉学”立场，直接来自其祖师惠栋。惠栋最鲜明的汉学表述见于其《易汉学序》：“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火，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盖实录也。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口说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呜呼！先君子即世三年矣。以栋之不才，何敢辄议著述？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正是因为有存亡续绝的心理，惠栋有此门户之见，成为清代“汉学”的主将。
    惠栋的汉学观念，不仅仅表示汉代学者所研究的对象，还包括他认为的汉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口耳相传的“家法”和“古训”：“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守专室，呻稿简，日有省也，月有得也，岁有记也。顾念诸儿尚幼，日久失其读，有不殖将落之忧。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吾子孙其世传之，毋隳名家韵也。”（31）在惠栋的其他文章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表述。（32）惠栋对于其自身学术的强烈信心，来自于他认为是“独得之契”的汉代易学价值的再发现。（33）而汉代儒学的价值，就在于其真正能够经世致用。他借用阎若璩的话来描述其心目中的儒术：“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34）而惠栋确由历法明汉代易学诸家的“纳甲”、“消息”、“爻辰”，又从而明“明堂”制度，对于汉儒学术的经世致用深信不疑，从而对宋学产生不信任。
    对宋学的批评不自惠栋始，将汉学、宋学对举，也不始于惠栋。但是从惠栋生前和身后学者的议论中，那种以压倒“宋学”为目的的“汉学”名义的创始人正是此公。此中有朋友的事实描述，如沈彤：“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经史，于五经并尊汉学，著述多而可传。”（35）也有反对者的批评，如袁枚：“闻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蔽，汉学更有蔽。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学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诬也！”（36）更有钱大昕等师友的赞同：“松厓徵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尚书》逸古文虽亡，然马、郑诸家之传注，至唐犹存，今则惟存梅氏一家。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以通一经。若徒蓃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37）各方或褒或贬，但是都承认了一个事实，即为“力矫宋学之弊”而兴的“汉学”始于惠栋。而汉学的各个主要观点，如因声而求义，由小学而通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由通义理而求道等都被后代学者所继承。
    联系“以备国史采择”的动机可见，江藩《汉学师承记》中重申其祖师爷的“汉学”观念，并非寻常意义的学术追念，而是要根本以“汉学”为儒学正宗，并希望《国史儒林传》能以此“汉学”立场来撰写，并收入他认为的“汉学”人物。那些护教意味的话，正是为了说明“汉学”人物才是“醇儒”，才能入选《国史儒林传》。
    这样的汉学观念十分偏颇，（38）以其为基准而描述的儒学学术史偏离了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本相。但是《汉学师承记》以此建立了一套以“汉学”为中心的清代学人谱系。凡是他认为属于“汉学”的重要学人都为之立传，而整个清代学术的谱系是以乃祖师惠栋为中心而安排的。卷一阎若璩、胡渭诸人可视为清代“汉学”的先驱；卷二惠氏祖孙三代以及沈彤、余萧客、江声是江藩的师承，是“汉学”的正宗；卷三王鸣盛、钱大昕都是吴地人物，是惠栋的师友辈，可以视为汉学的后劲；卷四的王昶、朱筠、武億、洪亮吉等可视为汉学的别支，也可视为“汉学”由吴中而南北传播；卷五的江永、戴震，按照江藩的看法，是“继起”于歙的汉学名家；卷六的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诸人都可视为服膺汉学、传播汉学者；卷七的扬州诸学人也是汉学的传人；卷八黄宗羲、顾炎武两人本应为清代学术开山，但是因为不符清朝正统，所以置于卷末。合观全书，以惠栋为中心的清代“汉学”史非常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