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中反映的这些情况，与战国的历史实际大致相合。《墨子·尚贤中》：“古者圣王……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按“徒”、“役”连言，战国文献恒有；“役”字的古义，据《说文》乃“戍也”，段玉裁说：“引伸之义，凡事劳皆曰役”，可见徒是承担苦役的贱民。在《战国策》里，徒是军队中的最下层，《韩策》云：“卒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公羊传》宣公十二年有所谓“厮役扈养”，何休注云：“艾草为防者曰厮，汲水浆者曰役，养马者曰扈，炊烹者曰养。”是“厮役扈养”均为军队中执贱役者，《韩策》中的“厮徒负养”亦当如是。《商君书·垦令》云：“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通‘童’）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意思是说对商人家中的“厮、舆、徒、童”要登录于名册，作为商人家中的人口，来征发他们服徭役。“舆”当即《左传》“皂舆隶僚仆台”（注：《左传》昭公七年：“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之“舆”，“童”即“僮仆”或“家僮”，于《史记》中习见（注：《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吕不韦列传》：“不韦家僮万人。”中华书局点校本。）。“徒”与“厮”、“舆”、“童”等列，也应当是商人家中役使的奴仆。前面提到的秦律中有这样一条，说所制造的大车如果被评为下等，主管此事的官员要被罚盾，而徒则要受笞刑。而在这条材料的前面还有一条，是说城旦（一种刑徒名）做工而被评为下等，每人要被笞一百下（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7页。），可见徒与城旦相去亦不甚远。睡虎地秦简《日书》有云：“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生（牲）。”（注：转引自于豪亮《秦简中的奴隶》，见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云梦秦简研究》，第137页。）这里的“入”当是指买入，看来徒与臣、马牛等一样，都可以买卖。秦简中还有一篇《为吏之道》，中有“徒隶攻丈”语（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86页。），徒与隶连言，正反映了两者地位的接近。
    五
    《周礼》这部书，自古以来争议甚多。远的就不必说了，现代学者中，对这部书的时代，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些看法，是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即《周礼》绝非周公所制的周代典制，它所编制的六官系统，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是作者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大帝国所作的政权结构设计，是一部“理想国的蓝图”（注：参阅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而非周代官制的实录。或以为既然如此，对《周礼》中那些虚拟的制度，对由《周礼》作者设计出来的胥徒的职掌及其地位，也就没有深入考察的必要了，其实不然。
    《周礼》的作者在绘制这一理想国蓝图时候，并不是空无依傍的，他了解一些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或得之传闻，或采诸简册，这些东西往往成为他创作《周礼》的素材。同时，《周礼》的作者也不可能不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制度的影响。现代学者发现，《周礼》中所述的某些职官名称及其职掌，与考古发现的西周金文资料有惊人的相合之处，这说明《周礼》作者肯定利用了某些可靠的前代资料。但《周礼》中也确实有相当多的内容与西周实际不相合，是西周那个时代所不可能有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周礼》在创作过程中掺杂了作者的理想，或许是因为受到了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影响。这其间有些东西，不是凭空想能够想像得出来的。特别是一些名词概念，往往有历史的依据，或者就是现实的反映，很难想像会是作者凭空创造出来的。就拿本文所“胥徒”而言，如果历史及现实的官府中从来就没有过被称为“胥徒”的这样一种仆役，作者恐怕是很难设计出每官之下都有胥若干人、徒若干人这样一种模式来的。反过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周礼》中的记载，例如研究《周礼》中的胥徒，来探求《周礼》作者生活的时代。因为我们既已弄清了“徒”在《周礼》中的真实意义，同时又了解了“徒”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的变化，把两者加以对照，就可以大致推断《周礼》作者生活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前面说过，汉代“徒”的主要意义是指“刑徒”，是所谓“被刑之人”，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用法，因此《周礼》作者是汉人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睡虎地秦简中“徒”字的若干用法与《周礼》最为接近，而这批竹简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末期到秦代的社会状况，因此，说《周礼》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似乎更为可信一些。
    当然，判断《周礼》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复杂、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深入研究的课题，远非一篇论文所能最终解决的。本文只是从“胥徒”这一个点上，贡献一得之愚，倘有助于研究《周礼》的学者作进一步的思考，则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