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所说的周王畿内六乡出六军，在《诗》、《书》、《国语》和金文中都可以得到证明。《诗·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六师，《毛传》：“天子六军”。《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毛传》：“使之整齐六军之众。”《小雅·瞻彼洛矣》：“有奭，以作六师。”陈奂疏：“六师即六军也。”《尚书·顾命》：“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孙星衍疏：“张大其六军，无毁坏我文王寡有之命。”《国语·周语下》：“（武）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韦注：“名此乐为厉者，所以厉六军之众也。”《贮簋》：“唯巢来笮，王令东宫追以六师之年。”这是说周王命太子率六师追击笮迫来犯的巢人。《南宫柳鼎》：“王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师牧、阳（场）、大△、司义夷阳（场）、佃史。”马承源先生认为，这是周王册命柳“掌治西六师的牧人、场人等职。六师常驻西土，西周军队结合乡里行政编制，故亦设有地官。”〔4 〕《吕服余盘》：“王曰：服余，命汝更乃祖考事，胥备仲司六师服（戎服）。”这是说周王命服余（官职司服）辅助备仲管理六师的戎服。《禹鼎》：“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这是说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严重威胁周王朝，于是周王命西六师与殷八师剪伐鄂侯驭方，不遗老幼。
    “西六师”，或省称“六师”，乃屯驻于西土的都城丰镐；“殷八师”，于西周早期在殷故都（即卫）曾被用于征伐镇抚东夷，如《小臣簋》称“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后来可能在穆王时代退驻西土〔5〕。西周金文中又有“成周八师”， 如《昌壶》称：“王呼尹氏册命昌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李学勤、马承源先生本杨宽先生的说法，均认为成周八师设有专官冢（大）司徒，说明周的东都另设有专管八师的冢司徒。既然六师出自六乡，八师也应有八乡或类似的组织，其所征兵源亦应与乡里组织相结合〔6〕。
    “成周八师”又称“成周师”、“八师”和“成师”，如《录卣》：“虔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叶师。”《小克鼎》：“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底绩考成）八师之年。”《竞卣》：“唯白辟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夷。”徐中舒先生认为，成周是西周在东土的统治中心，成周八师则是周王朝用以镇抚南夷的宿卫军〔7〕。
    西周金文中还有以“六师”和“八师”并举的，如《盠尊》：“王册命尹易盠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司师王行、参有司：司徒、司马、司空。王命盠曰：摄司六师暨八师艺。”这是说周王册命盠主管西六师中的王行、三有司两类官吏，同时兼管六乡（西六师出处）和八乡（成周八师出处）的种植事务。
    根据以上有关西周的文献和金文看来，西周时代尚无军的编制而只有师的编制，正如徐中舒先生指出：“军之编制完全是春秋以来在诸侯列国间发展起来的编制……当时大国既有三军，因而推想西周时代天子必有六军，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这完全是用后来的事实加以虚构的典制。我们根据金文和《诗》的记载，知道西周时代是没有军这一级编制的。”〔8〕徐先生的说法给我们以启示。我们认为， 西周金文只有六师、八师；《诗》、《书》、《国语》等文献也有六师；《周礼》则有周王六军，大国三军；《齐语》又有齐国三军等记载。这些说明西周时代师的编制到春秋时代发展成了军的编制，即《周礼·小司徒》所称：“五师为军”，但“师军散文通称”〔9〕，《周礼》所称六军， 其实就是六师，盖通称的缘故。当然，《齐语》所载齐国的军制，《周礼》所载西周的军制，恐怕已非西周典制。一般认为，《周礼》乃春秋、战国间的著作，《国语》乃战国时代的著作，而《周礼》又是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其中显然夹杂有许多拼凑和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其所述军制与乡遂制度，也应有其历史根据，并非完全出自后人的空想和伪造。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周礼》和《国语》所载的材料，并结合金文来研究西周时代的军制和乡遂制度。
    另外，这种“作内政而寄军令”的例子在民族史上不乏其例，如：《辽史·营卫志上》载：“有辽始大，设（营卫之）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日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可见，辽代契丹族所谓的斡鲁朵、捺钵、部族，实际上就是以本族成员为基础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载：“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 谓之一溜。”西夏党项羌的地方军队编制，带兵官就是自己种落的首领，所谓一溜也就是这样的军事组织。
    《金史》卷44《兵制》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金人女真语所谓的猛安、谋克，也是军政合一的组织。
    《清实录·太祖实录》卷一称：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显祖遗甲十三副”，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卷三称：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编三百人为一牛录（大箭），每牛录设额真（头目）一”进行统管，把原来“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的族党组织，改为牛录制度。卷四称：万历四十三年，进一步确立了八旗制度：“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队）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旗）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行军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在此制度下，丁壮“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太宗实录》卷七，天聪四年）。建州女真人的遗甲、牛录、固山、八旗也是军政合一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