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五年(1640)，马福塔在出使朝鲜后暴毙，清人怀疑是义州朝鲜人下“慢毒”和“诅咒”而致。次年英俄尔岱乘查勘朝鲜通明事之机，命令敕使逮杀朝鲜义州府尹黄一皓。（注：清太宗在致朝鲜国王的密书中提及此事：“至于使臣马夫达、通事刀里同病而死，京中诸医言受慢毒。此医者之言，但真与伪，安从知之。朕想来或官中有恶念之小人，兵间被害之仇家，报怨肆毒，亦未可必。”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58页。）双方的仇恨可见一端。
    5.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廷的关系
    多尔衮在攻击江华岛时，与朝鲜王室建立了联系，权高位重的多尔衮是朝鲜需要刻意结交的人物，留驻沈阳的朝鲜世子比多尔衮年龄稍长，双方关系比较密切。例如，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第一次归省，“质可王、九王等请世子于其家行饯宴，一大君及从臣等并参”。（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57页。）
    整个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室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发展成为一种私人性质的良好关系。多尔衮当上摄政后说：“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馈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注：《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
    二、摄政王多尔衮对朝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故，多尔衮手握重兵、拥有实权，为避免八旗的分裂，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福临继位，自己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在其后的几年里，多尔衮一人独揽清国军政大权。在清国面临着入主中原的历史时刻，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继续使用英俄尔岱等人管理朝鲜事务，并在清人入关继承大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都是多尔衮继承和发展皇太极朝鲜政策的重要举措。
    1.归还质子，释放罪臣
    “丁丑约条”中规定：“(朝鲜国王)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国王在沈阳有两位质子，另有其他大臣质子9人。（注：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归省时，清朝要求朝鲜将“元孙”与麟坪大君送沈阳“替换”，亦即必须同时保有两位朝鲜王子在沈阳作为质子。9位大臣，即三公六卿。）朝鲜世子驻留“沈馆”并有一批朝鲜官员辅佐，“沈馆”在初期清国与朝鲜各种交涉事务中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鲜世子率领诸质子以及使团使臣行觐见礼；清方文书敕令经常直接交由“沈馆”，由其派专员送归本国。皇太极时期，朝鲜质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砝码，是迫使朝鲜王廷就范的一个保证，皇太极也许真有实在不行就以朝鲜世子取代朝鲜国王的想法，对此朝鲜仁祖国王且疑且惧。
    多尔衮执政伊始，为“市恩”于朝鲜，主动安排了朝鲜世子的第二次归省，此时朝鲜国王对其世子的嫌隙已深，（注：“是时世子久留渖阳，广建馆宇，私殖货利，酬应清将之求索。又以其赢余赎得我人之被掳男女至于累百人，或留止馆中，或移置野坂，以备使令，皆不许放还本土，不欲使大朝知之。”朝鲜仁祖国王下令撤换世子沈馆的主要官员。《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0页。）此举反而引起朝鲜国王、大臣的疑虑。顺治元年(1644)四月，朝鲜世子归省返回沈阳，旋即跟随多尔衮向山海关进军。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李自成将“宫殿悉皆烧烬，唯武英殿岿然独存”。多尔衮进驻武英殿，令朝鲜世子驻于“武英殿前廊”，因“地窄人众”，世子“告于九王，得殿东一室，比前稍宽，且有床卓器仗矣”。（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9页。）朝鲜世子随军行动乃沿袭皇太极的成例。但清军入关后，战略形势的突变改变了清国统治者心目中朝鲜的战略地位。对于清国而言，明朝的瓦解使得朝鲜不再具有重要的战略同盟者地位，朝鲜开始向传统意义上的藩属国转变，成为清国一统天下的最好臣属样板。在这样的形势下，世子归国成为必然。
    顺治元年(1644)六月，朝鲜世子自北京回到沈阳，朝鲜方面“呈文以请世子东还”。九月，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及其他朝鲜质子随清帝“移都北京”。十一月初一日，清朝“皇帝率诸王祭天坛告登极。还御皇极殿，受贺颁诏”。朝鲜“世子、大君亦随参”。仅10天后，新封“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召集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宣布：“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另外“三公六卿质子及李敬舆、崔鸣吉、金尚宪等，亦于世子之行，并皆率还”。仅留“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相替往来”。（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38页。）多尔衮希望出送世子大君后，朝鲜“勿以出送之故移易其心，以基两国无疆之福”。并告戒：“年少台官自前好生异议，坏了国事，今后慎勿复踵前习。”（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4页。）归还质子、释放罪臣是多尔衮对朝鲜采取的重大举措，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下的遗留问题，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转变。
    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国。朝鲜世子在归国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凤林大君还没回国，他已被毒死。（注：谥为“昭显世子”，“世子年三十四，有三子三女”。“世子东还，未几得疾，数日而薨，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以玄冥覆其半面，傍人不能辨其色，有类中毒之人，而外人莫有知者，上亦不之知也。”《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0页。）从仁祖国王诛杀昭显世子嫔妃、遣返多尔衮送给世子的宦官宫女，接着立凤林为世子等举动来看，世子被毒杀是有预谋的行动，但其目的并非为了反清。六月，清使工部尚书兴能、礼部启心郎邬黑、通事官郑命寿以谕祭世子出使朝鲜，多尔衮以“皇叔父摄政王”名义致书慰问朝鲜国王，清使又“以摄政王之意传言：东方人心不淑，当此之时，若以幼稚元孙为嗣，恐危疑不安也”。仁祖国王“乃告之以实”即已经确定立凤林大君为世子，于是“四使皆喜曰：‘国王已有定计，则东方之幸也’云矣”。（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1页。）多尔衮虽然迅速派出使团赴朝察看情势，但显然并未打算深究朝鲜世子之死。对多尔衮而言，朝鲜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2.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
    崇德八年(1643)九月，清廷向朝鲜颁发“减岁币敕”，减免岁贡物品约十分之一。同时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8页。）这两个敕书是随着清世祖的“即位诏书”一并颁发的，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誊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5页。）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清太宗，而颁发于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