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停止刷还女真人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多尔衮在忠实地执行着皇太极既定的对朝政策。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颁敕，对朝鲜境内“兀良哈”“凡前在尔国者俱免送还”，敕书明确提及：“我皇考在时，以朝鲜莫非吾土，何必令其刷送，当时虽未及降诏，遗旨尚在。”（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6页。）指出这是清太宗的“遗旨”。清太宗崇德初年，清廷对刷还政策的实施极其严厉，刷还人等包括“兀良哈”等女真人(朝鲜称为“向化人”)、原辽东汉人逃入朝鲜境内者以及被掳朝鲜人逃回者等。清廷多次籍此对朝鲜进行查勘、威逼，实为朝鲜一大心病。因此，得知清朝停止刷还的命令后，朝鲜人大感诚为多幸。
    清军取得北京后，朝鲜有了要求进一步减免岁贡的理由：“大国既得天下，富有四海，我国岁币亦宜变通。”并以路远难行为理由，要求“节使兼行”、“岁币方物皆命输致于渖阳，使臣只赍表咨入往”。多尔衮在准许朝鲜质子还国的同时，又同意了朝鲜减免岁贡和岁贡运输负担以及使者兼行的请求：“念岁贡币物，尽属民膏，今将旧额苎布四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准与蠲免。各色绵绸二千匹量减一千匹，各色木绵一万匹量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减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减二千匹，顺刀二十口量减十口，余悉照旧输纳。其元朝、冬至、圣节贺仪如旧，因途道遥远，三节表仪俱准于元朝并贡，以彰柔远之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1页。）至于岁贡运输，朝鲜方面运至牛庄，牛庄至北京由清朝方面雇车辆押运。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遣使吊祭朝鲜世子，又颁敕令：“减岁币：细麻布一百匹、诸色绸七百匹、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佩刀二十把。”（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2页。）多尔衮数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资帮助的一种策略。
    3.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之初，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的形势，饥荒的威胁从顺治元年(1644)夏清军进入北京之初就开始出现了，（注：有多种史料记述了当时北京的粮荒，朝鲜人也说：“南方路绝，漕运不通，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柴草之难，比来尤甚。”清军与朝鲜人都在吃半腐烂状的“陈米”，“亦且告罄”。参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37页。）时多尔衮令朝鲜世子协助筹粮，冬前先送五千石，春来又送五千石，必充万石之数，可充其欲。顺治二年(1645)夏天，北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而朝鲜粮食是多尔衮惟一有指望得到的，多尔衮不得不把解决危机的主要希望寄于朝鲜的支援。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顺治二年(1645)初，多尔衮派出敕使专程赴朝鲜筹粮，要求朝鲜向北京“运米二十万石”，且必须赶在入夏前运到。（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2页：“郑使言于臣等曰：‘北京，不可不准数入送，而若过七八月，则虽亿万石，终归于无用’云。”）朝鲜质子东还成为敕使们的重要筹码：“彼每言东宫、大君今已出来，此后更无顾藉于大国，故如是搪塞云。”年前朝鲜刚刚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政变，“人民皆有涣散之心”，但朝鲜仁祖国王对清王朝将取代明王朝已不再怀疑，因此在多尔衮的“既施大惠，而又以温言求助”的情况下，即便面临“土崩之患”，也不得不“为之曲从”，“终以十万石给之”。（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2页。）接下来，朝鲜采取非同寻常的速度和措施执行此任务：“一月之内，整备米船，调发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虑其逃散，拘囚狱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见。及其发船，守令躬自押领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拦道而馈之，相携痛哭，惨不忍见。”（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6页。）最后朝鲜实际运至北京的白米有“五万七百八十余石”。（注：《清世祖实录》卷21。）清军能够度过入关后最初的饥荒危机与这次朝鲜顷力相助不无关系。顺治三年(1646)初，多尔衮已度过难关，也知道朝鲜已尽了全力：“尔国凶荒，人将相食”，因此将其余“再运之米，尽数蠲免”。（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5页。）
    从崇德二年(1637)始，经过10年之久的磨合，到顺治三年(1646)，清与朝鲜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清军入关后，其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北京；明朝灭亡，朝鲜也不再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入关后的清朝贵族开始全面任用汉官、使用礼治传统统治方法；朝鲜贡品也不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在粮食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朝鲜的确帮了大忙，清朝对朝鲜政策的修改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朝鲜方面而言，朝鲜终于从清朝的强力压迫和武力威胁中解脱出来，多尔衮执政的清政府给了朝鲜很多“恩惠”：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朝鲜人终于相信清王朝将取代明王朝，这意味着朝鲜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以传统的方法去臣事清朝。在建立了相对信任的基础上，清朝与朝鲜平稳地迈向了传统宗藩关系的老路。
    三、多尔衮执政后期的朝鲜事务
    专横自大且脾气急躁的多尔衮在最后几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朝鲜事务上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对朝鲜事务的处理明显具有僭越自大、用权自专的倾向。
    1.僭越自大
    顺治元年(1644)，护送朝鲜世子东返的清朝将官交给朝鲜国王的第一份“敕书”是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署的，其书曰：“摄政亲王致书于朝鲜国王：曩者先帝在时，藩王有馈遗于诸王者，则必奏知而受之。今皇上幼冲，一应政务，皆予等摄之。予等事幼主摄国政，而受外藩之馈，殊觉不宜。自今以后，贵国无烦致礼也。”（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521页。）执政之初的多尔衮表现得似乎有礼而谦逊。次年，因世子病故致慰朝鲜国王时，多尔衮使用“皇叔父摄政王书慰朝鲜国王”的名义。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加封“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因多尔衮丧妻，朝鲜官员试探询问礼仪规格时，“郑敕(郑命寿)答言：今此皇父王妻丧，礼单物目，视皇帝无异，宜以三起方物备送云。”（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初九日。）其后多尔衮又因其母丧以“皇父王”名义颁“敕谕”于朝鲜，朝鲜人发现，“皇父王今番始称敕谕，则事与前例有异……皇父王既曰王，则事体与皇帝不同，宜称殿下，不可称陛下。而敕使言其国中尊奉，与皇帝无异，又令陈慰进香，是尊之以皇帝之礼也”。（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十二日。）在朝鲜人眼里这时的多尔衮已“与皇帝无异”。（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九月初七日：“皇帝、摄政王自处少无分别，在此礼节亦无异同。今番奏文似当一体为之，其间名号称谓之间，稍有变文宜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