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贪索无度
    多尔衮是个“贪欲”极大之人，酷爱狩猎和宴享，嗜烟酒、好女色。朝鲜成为多尔衮满足其贪欲的后方基地。英俄尔岱、郑命寿也千方百计满足他的需要，有时类似于敲诈或者抢劫。
    顺治元年(1644)，英俄尔岱指示朝鲜：“世子、大君之东还，皆九王之力，须以倭剑、清蜜、粘米、青黍皮等物以致谢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8页。）朝鲜送往北京的大米有五千石专送摄政王。顺治三年(1646)，英俄尔岱又说：“今番减米乃九王之力。九王喜吸南草，（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6页：“南灵草，日本国所产之草也。其叶大者可七八寸许，细截而盛之竹筒，或以银锡作筒，火以吸之，味辛烈，谓之治痰消食，而久服往往伤肝气，令人目翳。此草自丙辰、丁巳年间越海来，人有服之者而不至于盛行。辛酉、壬戌以来，无人不服，对客辄代茶饮，或谓之烟茶，或谓之烟酒，至种采相交易。久服者知其有害无利，欲罢而终不能焉，世称妖草。转入沈阳，沈人亦甚嗜之，而虏汗以为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入送，以致谢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5页。）朝鲜史料记载：“丙戌十月甲申，清人来索梨二万六千六百个、柿六千八百个，分定于京畿、洪清、黄海、平安、咸镜道。甲午，清差到义州，求梨、柿各数万个，桦皮数万张，猎狗十头，督纳甚急，贸迁挽输，州县不胜其扰。”（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61页。）顺治四年(1647)，英俄尔岱令朝鲜此后赴朝廷谢恩使者须与皇帝一样致送摄政王礼物，定为恒式。
    “薄施而厚望”是多尔衮向朝鲜征集军需物资时惯用的手段。顺治元年(1644)减免岁贡换来的是急需的粮食，顺治四年(1647)减免“岁币中大米九百石，木绵二千一百匹，绵绸二百匹，弓角二百桶，顺刀十柄，胡椒十斗，及方物中黑细麻布代白细苎布”等物品，同时“催纳桦、铁，桦皮三万张，铁三万斤”，且“不可减数”。（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67页。）顺治五年(1648)，英俄尔岱死后，郑命寿成为多尔衮在处理朝鲜事务时最得力的助手，对朝鲜的盘剥更甚于前。（注：这时朝鲜方面给郑命寿的“密赠”贿赂银一次达五千两，而起初仁祖在南汉山城给英俄尔岱、马福塔的贿赂银不过每人二千两。）
    3.逼迫婚媾
    顺治六年(1649)，朝鲜仁祖国王去世，孝宗继位。孝宗暗怀反清之志，打击亲清派，任用义理派官员，修筑山城，整顿军备。清国派出吊祭、册封使团发现“接待大异于前，西路则减馔品，严讥察；入京则通官受辱于守门之人”。（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78页。）两国关系再一次出现危机。多尔衮迅速派出祈青古、巴讫乃为首的使团赴朝鲜。这个使团由六名敕使组成，使团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祈青古为内院大学士，巴讫乃时继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郑命寿也作为“第六使”参与其中，使团中“皆是摄政王所亲”。“六敕出来，曾是未有之事”，清使且于一路打听孝宗“之子女几人”，声称将有“镇定之事”，引起朝鲜王廷一片恐慌：“清使奄至，朝野疑惧”。（注：《备边司誊录》，仁祖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孝宗元年庚寅二月初八日。）朝鲜王廷猜测多尔衮的用意是“彼国素多狐疑，必於新立之初倍加讥察”。（注：《备边司誊录》，仁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而这些都是多尔衮虚张声势的把戏而已。
    多尔衮派出的庞大使团于顺治七年(1650)三月到达汉城。这次使团公开的使命是查勘，向朝鲜王廷问罪，罪名有：“专谢册封，不谢吊祭”，“不专疏谢恩，兼乏谢献之仪”；“皇叔摄政王赠馈，亦不曾有谢恩本章，虽具有礼物，而单上不书皇叔父摄王”；“岁币等物，国王必欲尽心，而使臣敢以木花不实为言，欲退其期限”；“假托倭情，欲为探试之地”，“欲以所获朕之汉人船只，不送于此，而送倭馆，又欲修筑训练”；“放逐旧臣”等等。（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5页。）而该使团最重要的使命直到使团快进入汉城才宣布：“九王新丧夫之(夫之即古阏氏之称)，故欲与国王结婚。”多尔衮为此以“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7-3788页。）清使之所以对结亲一事一直秘而不宣，是担心“国王必不能独断，将问于群臣”。而“群臣必曰，岂可与此辈结婚云尔”。清使劝诱朝鲜国王：“若婚媾既成，则群臣不敢欺侮，而大国亦当专信。”郑命寿直截了当对孝宗国王说：“当以查问曲折归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则查事亦可少缓。”（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0-3783页。）至此，多尔衮之心昭然若揭。
    对于朝鲜而言，孝宗国王继位之初确有暗中集聚力量与清朝抗衡的企图，但在清廷的威势压迫下，义理派很快土崩瓦解，纷纷辞官避祸，亲清派再一次得势，在本来“其患难测”的情况下，“捐一女子以纾国难”，孝宗自觉万幸，因此“无留难之色”，对通婚“直为快许”。清使“巴讫乃等皆相顾而叹”，“有喜色”。（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十三日。）查勘事务随即草草了事。
    多尔衮得到“王女淑美”的报告后，即派遣梭红等率领一队亲信人马径自赴朝接亲，但“恐王以为轻亵”，于是解释说：“诸王大臣合称丧事虽重，王上悲痛不已，当念国事重大，妃位不宜久虚，层次陈请，子勉从众议。”而且“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但是“诸王大臣又复合称朝鲜路远，如依循礼节，恐往复之间，稽延时日”，所以“予复勉从，谕令速行进送”。多尔衮还准备了彩礼：“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99页。）作为惯例，多尔衮同时免除了向朝鲜征集“桦皮”的任务。“桦皮减除之举，不但于我国(朝鲜)得免莫大之弊，清国自以为大惠。”（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四月十六日。）这次的“大惠”交换来的不是粮食军需而是朝鲜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