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积极总结历史经验，强调鉴史价值，评说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极其关注制度建设。不把治国寄托于人性之善，而宁可用制度去限制改造人性之恶。《荀子》提出的鉴史观念与方法，如“法后王”、“以近知远”、“详近略远”等对后世史家启迪颇多。《荀子》对《尚书》、《春秋》及孔子的评价，为传统史学长期沿用。《荀子》对“辩说”性质、技巧、方法、误区的探讨，对后世史学批评影响深远。
    荀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有独特地位的，无法严格归入儒、法、道、墨……当中的任何一家。他尊崇孔子，高度赞扬礼制，似乎是儒家主张。但他又激烈抨击子思、孟子，反对儒家修身养性之说，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重法”以治天下，这似乎又是法家主张了。
    从实践上看，荀子曾游学于齐国，当过齐襄王的老师，三次出任齐祭酒--官方学术机构最高职务。教过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则分别成为法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代表人物。
    应该说，荀子学说是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又对法家思想有巨大影响作用。从荀子身上可以看出，儒、法两家思想并非绝然二途，誓不两立，其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或“霸王道杂之”；或阳用儒，阴用法；或儒法交替使用，是有着久远渊源的，是有内在依据的。
    我们据以了解荀子思想的《荀子》一书，现存32篇，编定于唐代杨倞。其中大部分为荀子所作。据梁启超考证，《儒效》、《议兵》、《强国》等篇，内称“孙卿子”（孙卿即荀卿、荀子），似为其弟子记录整理。《尧问》篇末，有一段对荀子的批评，显为他人记述。而全书的后6篇：《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杨倞已指为荀卿弟子所记卿语及杂录传记。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此6篇宜认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①
    荀子不仅与其他诸子一样，有着渊博的学识，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特出之处--多方面的实践与阅历。
    他本是赵国人，后周游列国，当过齐王老师，这使他可以面对面与君王讨论治国之术，有学者中难得的参政议政的直接感受。在天下学术活动中心稷下获得声名，三为齐祭酒，可见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后去楚国，被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任为兰陵令，这使他又有了当地方官的经验。春申君死后，荀子被免官，专事著书立说，老死于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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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梁启超：《荀卿及<荀子>》，见《古史辨》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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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样的阅历与实践，荀子学说较少书生意气之论，观点较为平实可行，所倡之举有可操作性。以至于顾颉刚先生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理论多半来自荀子”。
    如果说儒家孟子的治国之论有些迂阔，有主观理想化色彩；法家韩非子的治国之论有些功利，赤裸裸的刑赏强制。那么，荀子的学说就兼顾了道德教化与重法重罚两个方面。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而企图以修养人固有的“仁心”、“善性”而使社会安定，天下大同。然而在现实中，将美好愿望寄托于人的“良心”，则是最靠不住的。
    荀子思想理论的基点则是“性恶论”，毫不讳言人固有的“好利”、“好声色”的自然本性，对这些欲望必须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手段就是制度，要建立强制性的、赏罚严明的礼法制度。《荀子》的基本内容就是针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评说，指出危害，分析根源，列出解决办法。上至治国战略，下至权宜举措，均强调礼法制度的制约作用。显然，荀子之说比孟子之说更为笃实、实用，二者之分野就是倾向法治与倾向人治之分野。
    荀子对社会的这种洞察力也体现在对历史的认识上。
    尽管荀子没有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但他在论证自己观点时，所用的论据大多是历代史实、史书古籍之言，因而也就时而表达出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对某些历史鉴戒的认识、对史书功能的理解、对某些史家的评价，这些都包含着史学批评的要素，也是日后史学批评形成与发展的胚芽。因而，我们在探讨史学批评之源时，是不能忽视荀子的贡献与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