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辩说自身的探讨
    荀子身处百家争鸣的时代，耳濡目染形形色色的辩说，加之自己亦长于辩说，故对于“辩说”本身常有审视与品评，颇多心得。
    （1）“君子必辩”--辩说之极端重要性
    《非相》篇对辩说之必要性、辩说之技巧、辩说之准则等，有较集中的探讨。
    荀子认为，“辩”，是人的本能，是一般人的兴趣所在，尤其君子更喜欢“辩”，因为“辩”是君子表达心志的手段。他说：“君子必辩”，一般人没有不喜欢谈论他们所崇尚的东西的，君子更是这样，更喜欢辩说。
    为什么荀子说君子更喜欢辩说呢？他认为君子有宣传礼义的责任，如果不乐于辩说，就不是真诚的君子，“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
    荀子又进一步从正面肯定好的辩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好的言论赠人，比赠送金石更贵重；用好的言论规劝人，比艳丽的织锦更美好；听到好的言论，比听钟鼓琴瑟之音更快乐，“故君子于言无厌，鄙夫反是。”
    看来，荀子是积极倡导君子主动去“辩”，而且要“于言无厌”，充分肯定了“辩”的宣传功能、规劝功能、明理功能。
    （2）辩说准则--辩说的分类及性质
    虽然辩说重要且君子要多辩，但并非所有辩说都需要。“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为辩说确立了一条准则，以是否合乎礼义为指归。凡是不符合圣王原则、不遵循礼义制度的言论，即使善辩，也不要听。
    荀子把辩说之人分成三类，“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
    如何区分呢？
    先看圣人之辩，--“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即不需事先考虑，不必提早谋划，这样随口而发的议论就很 恰当，形成文字也很有条理，对出现的各类变化都应对自如。这里荀子对圣人之辩的推 崇，主要在于其已达到一切了然于胸、挥酒自如的境界。
    再看士君子之辩，--“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也。”这比圣人之辩低一个层次，在辩说之前需预先考虑，提早谋划。但话虽不多却使人明白，有文采有条理并符合实际，知识渊博而观点正确。因为圣人是现实社会中难得一遇的，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象征，提供一种供人们努力的方向，所以，这里所说的士君子之辩，才是人们可以做到的模式。
    应受到抨击的是小人之辩，--“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①小人辩说的特点是，听上去夸夸其谈而没有要领，如果任用他，则表现狡诈而无实际功效，对上不能顺应明王意旨，对下不能使百姓和睦安定。但是说起话来很动听，话多话少也适当，完全可以归类于夸张、自大那种人，这种人就是奸人中的魁首。荀子对这类善于诡辩的小人极为厌恶，因为这种人摇唇鼓舌有一定能量，足以混淆视听。对于荀子这样积极以辩说去影响君王者，善辩的小人就成为劲敌。因此荀子以极痛恨的口气接着写道：“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圣王出现，就一定要先诛杀这种善辩小人，然后才是惩治盗贼。盗贼还可能转变，这种小人是不可能转变的。
    荀子是推崇“圣王之制”的，他认为学术、辩说也要为“圣王之制”服务。看来，在荀子心目中，纯学术”是不存在的。他也不支持多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论辩。他以“圣王之制”作为判定是与非的标准，“辩利非以言是，则谓之詍。”②辩说虽很流畅，但不是宣传圣王之制，那么就叫做废话。“传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③他引古书之语说明，天下事物有是与非两方面，通过“非”考察出“是”，通过“是”考察出“非”，说的就是符合王制与不符合王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恣睢，妄辩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④上面这段话很精炼地表达出荀子的观点，我们可从中析出以下几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