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如果一种学说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判定曲直，不能辨别治乱，不能研究做人之道，那么即使精通对人也没什么益处，不精通对人也没什么损失。--反过来说，肯定某一种学说的基本标准有四条，即“分是非”、“治曲直”、“辩治乱”、“治人道”。这也是荀子对于辩说功能的基本看法。
    其二，不具备上述四项功能的学说、辩说，只不过是钻研怪说，玩弄奇辞，用来相互扰乱罢了。
    其三，“乱世奸人之说”的具体表现有：
    “强钳而利口”--强力压制别人讲话而自己狡辩。
    “厚颜而忍诟”--厚着脸皮忍受别人讥讽。
    “无正而恣睢”--不循正路而恣意任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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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上引均为《荀子·非相》。
    ②③④《荀子·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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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辩而几利”--狂妄诡辩而谋求私利。
    “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不懂得谦辞退让，不敬重礼义节操，却喜欢相互攻击排挤。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百家争鸣之时，除了后世熟知的诸子群英，还有一些“治怪说”、“玩奇辞”的“乱世奸人之说”，可谓鱼龙混杂。而且这些以诡辩谋私利的人还为数不少，具有相当能量，“天下之治说者，方多然矣。”
    正因为在辩说中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是与非、正与邪、大道与私利之争，荀子特别强调辩说中君子品格之重要，“传曰：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这里提到的君子两个“贱之”，一是针对辩说中的不正当手法，一是针对辩说中违背圣王之制准则。即：玩弄词藻而自以为明察，谈论事物而自以为很有辨别能力，君子轻视这样的人。这是第一个“贱之”。某些人自恃见识广，记忆力强，却不遵守圣王之制，君子也轻视这样的人。这是第二个“贱之”。
    （3）纠正辩说中之偏差
    由于旬子有丰富的辩说实践，有着辉煌而曲折的经历，因而对辩说中的偏差也很关注，经常予以批评。
    偏差之一是辞藻华丽。荀子曾举若干种现象，视为乱世的特征，“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世风与文风、辩风是有内在联系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风气不正，各个领域、各类人等也都会显示出浮躁、取巧、奢华的品格--服饰上轻浮艳丽，打扮上像妖治女人，风俗上淫乱，心中追求财货，行为杂乱，音乐邪僻，文章语言鄙恶而辞藻华丽，消费没有节制，丧礼则过分简陋，轻视礼义而崇尚勇力，贫穷就去偷盗，富足就去害人。
    而在天下大治的社会，恰好与上述各种现象相反。可见，荀子所喜欢的文风、辩风是质朴笃实，是对辞藻华丽的否定。
    辩说中需纠正的另一偏差是荒诞。
    荀子强调“君子言有坛宇”，即君子在言谈辩说时，说话要有一定范围界限。不能讲无根据的话，不能讲违背道德准则、政治准则的话。
    “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①。是说超过夏商周三代的根本原则叫渺茫，背离后王叫做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