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里画方”绘制地图很可能在西周封建时代就有了，它不仅适应了封建制度的需要，而且十分有利於地图的复彷制和缩放样制作。用方格网控制整个地图的布局，可以保证地图在彷制、缩制过程中保持原样不变。我们説裴秀的《方丈图》在缩制过程中使用了“画方”，理由如下：首先，《天下大图》由“尺方图”缩小爲“寸方圆”，仿照木工缩放样技术进行缩图制作并无技术上的困难；其次，八十匹绢正好构成方八丈的《天下大图》，缩制爲“寸百里”的万方网，其宽幅大小恰好是“方丈图”；第三，根据“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天下”必定呈正方形，图名“方丈”显示整幅图爲正方形；宽幅一丈见方正好容纳一万格“寸百里”的画方，於是正好把“天下”完整准确地表示爲“万方”。因此裴秀他们使用“计里画方”的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底图上原本没有“画方”，故裴秀批评它们既不设分率，又不考准望了制作新图裴秀有可能在原底图上布置相应比例的“画方”。当然“小图”类的比例尺太小，若将整图划分爲“分百里”的微小方格似无必要，可能会将画方适当放大。例如《隋书》载裴秀《舆地图》“以二寸爲千里”，可设想小图布置的可能是二寸见方或“寸五百里”见方的方格网。
    总之，裴秀绘图非常注重“分率”，坚持整幅地图必须使用同一比例尺，爲保证分率的统一性，裴秀采用方格纲对整幅地图进行布控，使得地图的缩放样变得更加简便易行，并曾以“寸百里”爲画方将“天下万方”表现爲一幅《方丈图》。从这个意义上讲，裴秀的“分率”就是画方，画方就是“分率”，这一方法很好地表现了先秦时代即已形成的“天下万方”、“方百里”的世界观念。
    二、准望--“画方正”等於“准望正”
    如上所述，“计里画方”是缩制地图的必要措施，也是地图“分率”（比例尺）的直接表现。从另一方面来看，“画方”又是“准望”（方向）的具体体现。裴秀论述云“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一隅，必失之他方”；“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彼此之实，定於准望”。以上所述“彼此之体”当指画方之体；“一隅”、“他方”也与画方有关；因此“准望”之正，当指“画方”之正。
    问题是裴秀认爲“径路”与“远近”相违，会“失准望之正”，用现在的话説就是：实际距离与图上距离不符，会使方向改变。这使我们很难理解，因爲按照现代知识，距离和方向是两个独立变量，沿同一方向可以延伸无限长距离而不会改变方向，因此距离失真不会必然导致方向失真。那麽爲什麽裴秀会认爲“准望”失正，是由距离失真引起的呢？我们应该从“准望”的定义开始寻找答案。
    “准望”一词，顾名思义，“准”指水准，“望”指测望。《説文解字》：“准，平也，从水隼声。”段玉裁注“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於水，水准谓之准”⑨。《汉书·律暦志上》：“绳直生准，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槷以县，视以景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所谓“水地以悬”就是建立大地水准面；“正朝夕”就是“正东西”。此谓测定正东西方向必须建立在大地水准面上，就是“揆平取正”。《周髀算经》卷下也记载了类似方法：“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以上通过“晷影”测定正东西及正南北方向，可称之爲“晷影”法。《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另一种“正朝夕”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三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於东方，因西方之表，以三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淮南子》此法利用了“三点一綫”的直綫原理，可称之爲“三望”法。《周髀算经》卷下还记载了一种“引绳希望”法：“立八尺表，以绳系表颠，希望北极中大星，引绳致地而识之。”以此测得正东西、正南北方向。以上是辨正方位的“晷影法”、“三望法”、“希望法”，三法均需立表测望，而所立之表必须建立在水准面上，这就是“准望”一词的来源。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裴秀）作准望，爲地学之宗，惜其不传於世。至宋（当作元）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爲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⑩胡渭《禹贡图後识》：“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11)二者各执一词，其实他们的説法都是正确的，“计里画方”既是分率，又是准望。裴秀説“分率所以辨轮广之度也”，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中把“轮广之度”翻译成平行綫（如车轮两辙）之间的距离(12)，实即画方边鐄的距离；又把“准望”解释爲“矩形网格”(13)；胡道静则将裴秀的“准望”称爲“直角网格”(14)，这些把“分率”、“准望”与“画方”联系起来的解释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画方还是进行地图缩放样的基本框架，画方的边綫是用来确定地物在地图上相应位置的基准綫。怎样确定地物在图上的位置？裴秀制图六体中设定直接给出“道里”数，通过对“道里”进行“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得到“径路之数”。假设以画方的左下角爲基点，则“径路”就是图上位置在画方中的斜径。裴秀制图六体中的“分率”以及自“道里”以下四法，都是爲了得到这一“径路”数据。然而仅凭这一数据不能确定该点在画方中的位置，还必须通过“准望”之术测得“径路”綫与画方边綫的夹角，才能确定该点的准确位置。这种“径路之数”加“准望之实”的定位方法类似於今之极坐标法，而“画方”实际上起到了坐标框架的作用。
    制图六体中除“准望”以外的“五体”都是围绕“道里”以求“远近之实”的诸要素问题及其求解法则，因此“道里”之数是古地图上的基本数据。《管子·地图篇》中説：“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诸如山川“之所在”、“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等“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後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其中“道里之远近”被认爲是“地图之常”。裴秀《禹贡地域图序》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於山海绝隔之地，不能相通”。裴秀的“道里”与《管子》所説的行军路程是一回事，就是两地之间交通路綫的实际长度，且是当时地图上应该标明的常识；至於两地之间的直綫距离，由於有“分率”可以计算，是不用在图上标注的，这与现代地图完全相同。
    人们常将裴秀的“道里”与现代地图上的“距离”概念相比附，这是不恰当的，裴秀使用的是“路程”概念而非“距离”概念。虽然“距离”是地图制图的基本要素，但在裴秀制图“六体”的六个名称中并没有可以相当的概念，在其解释“六体”的説明文字中使用了“远近之差”、“远近之实”、“径路之数”、“径道之实”等説法，则是可以与“距离”相当的概念。其文曰：“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道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後远近之实，定於分率；彼此之实，定於准望；径道之实，定於道里。”所谓“径路”、“径道”顾名思义就是“径直道路”，即今所谓水平直綫距离。由上引可以看出“远近”数或者“径路之数”有三个特点：一是与比例尺相关（“定於分率”）；二是与方向相关（“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三是与路程相关（由“道里”数校正而得）。符合以上三个特徵的只能是“距离”，因爲只有两点间的水平直綫距离才能唯一确定、指向一定方向而与比例尺相关；两地之间的路程则取决於地势倾斜与綫路曲折的程度等，与比例尺、方向无关。
    那麽“径路之数”与“远近之实”是什麽关系呢？假定地图的分率、准望都正确无误，那麽“远近之实”是可以直接从地图上量得的，等於两地间的图上距离除以比例尺得实际距离，即所谓“鸟飞之数”或“鸟道”数。而“径路之数”是由“道里”数换算得来的，如果它与图上量得的“鸟道”数完全相符，説明准望正确。因此画方的正确定位和不变形，是保证“径路之数”与“远近之实”相符的关键。如果画方错动导致本区的绘图基点改变，距离正确必然会使原位置改变；如果基点未变而画方的边綫变形，距离正确显然会使原方向发生改变。只有画方正确，才能保证距离正确不会引起位置和方向的改变。事实上由於球面不可以完全展开爲平面，画方绘图的方向失真问题不可避免，但“画方”正确可以使误差最小以致不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