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书院主盟之人顾宪成逝世后，一些正直官员开始为其请谥，然而这一过程却极为艰难，阻力来自于明神宗的忌恨以及齐、崑、宣、浙各党并天启朝阉党对书院讲学的诽谤。崇祯帝拨乱反正后，极力褒崇顾宪成，将学术与政治并论，不仅追赠谥号，而且决定将其从祀孔子庙庭，他对顾宪成的赞誉和给予的极高地位值得治史者重视。清高宗一改顺治、康熙两朝相对宽松的政策，彻底否定东林书院讲学，于是不得不重新评价顾宪成的政治作用。借助于《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皇帝公开提出了有别于《明史》的评判标准，这种价值观的确立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迄今为止，上述问题未见引起学术界注意。顾宪成赠谥、从祀孔庙成败过程，不仅反映出明清皇帝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各自的价值取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东林书院讲学的政治影响和顾宪成的历史地位。考察这一过程，对于明末政局的研究以及重新评价顾宪成的学术地位、政治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学术界尚无人专论顾宪成赠谥、从祀孔庙问题，笔者试做探讨，以求正于同仁。
    一 顾宪成逝世后的请谥过程
    (一)各级官员奏请赠谥
    请求朝廷对顾宪成予以赠谥，从他逝世后即已开始。顾宪成病故于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天东林党人中的另一理学名臣郭正域也故去，他们的离世引起了朝野许多官员的不安。六月，礼科左给事中周曰庠上《为正人相继沦亡国势空虚可虑事疏》，他说“诸臣自叶向高之外可以负大任者，非郭正域、顾宪成、黄辉等其人哉”，而黄辉、顾宪成、郭正域相继故去，“正人凋谢，国运将随之也”①。他指责神宗：“大小臣工累疏乞用，奈何转罔无期，卒令斋志以没？天生正人原自有数，人望如三臣，而摧折之以至死，岂不可哀甚哉！”②随后御史李邦华上疏为宪成请卹，并说：“阁臣闻顾宪成、郭正域、刘日宁之逝，哀号累日，如失左右手。”他说的这位长哭不止的“阁臣”，应为内阁首辅叶向高。据《顾端文公年谱》所记，当时为顾宪成请卹，“奏几满公车”③，于此可见朝臣舆论倾向。
    七月，身为南直隶提学御史的熊廷弼将顾宪成崇祀郡邑乡贤祠，这是一系列褒崇祀典的开始。
    十月，江西道御史徐缙芳上《为道脉难殄儒行当扬等事疏》，他说，顾宪成“所著诸书有体有用”，如责其触犯实忌，“臣窃以为不然，宋儒程颐，后世尊之为师，当日邪人詈之为鬼。又有上章乞斩朱熹以谢天下，不许其门人会葬者。近日多言王守仁到处聚徒讲学、议朝政、扰有司、败坏风俗，此皆诬罔诪张，曾何伤于日月乎”！徐缙芳还特意查阅了朝廷谥册，指出少卿王时槐、给事中贺钦、主事刘元卿等人的议谥考察已发访举行，“而宪成远过三臣，伏乞敕部勘查题复赐谥”④。
    十一月，应天巡抚徐民式、巡按御史房壮丽上疏，称寺臣顾宪成久著清贞，恳乞圣恩赠谥。万历元年(1573)曾题准，“有应谥而未经题请，及曾题请而未蒙赐谥者，不论远近，许各该抚按，及科道官从公举奏，礼部酌议题复补给”⑤。徐民式、房壮丽分别为应天抚按官，因此他们的举奏十分重要。接着，整饬常镇兵备按察使臧尔勤转呈无锡县廪、增、附生员吴桂森等人上呈的赐谥请求，称顾宪成“德自天成，学繇神授”，且言“查得先臣陈献章位不越检讨，罗洪先赠不逾光禄，并膺特典，赐谥文恭，今宪成实兼二臣寍靳一谥乞准”。臧尔勤说：“看得顾宪成百年名世，一代儒宗，出处系世道重轻，言行作人伦师表；位不配德忠，猷未展乎生前；论定盖棺，异数当加于身后。”⑥然而这时诚意伯刘荩臣上疏诋毁顾宪成，在科道官纷纷反驳下，刘荩臣的邪说才被平息。
    十二月，尚宝司司丞章嘉桢奏《为微臣猥荷赐环恳恩一视录生褒死事》，疏中称“顾宪成豪杰而圣贤者也”，“当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学脉之醕一，操行之精纯，神理之绵密，居处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惟思为国家进用贤才，其教泽几遍海内”⑦，“请将顾宪成同孟化鲤并议与谥”⑧。礼部随后列七人于议谥公册，即顾宪成、沈思孝、郭正域、方弘静、李中、张登高、徐文彪。但神宗久不行谥典，此次议谥仍杳无回音。
    四十一年(1613)正月，里居的高攀龙征得地方官同意，奉顾宪成木主入祀无锡崇正书院，这是地方书院崇祀宪成之始。地方书院、学宫从祀前贤通常也是国家将其人从祀文庙的基础之一。⑨
    三月，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奏《为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事》，他说，“臣向令吴时，曾一晤顾宪成真目，击道存有明道冲和之度者，其著述以孔矩为宗，以依庸为的，其操行以善与人同为乐，以闭门作自了汉为耻。有臣如此，而不进一秩之荣，不蒙一字之褒，国家赠谥为何等臣设乎”？⑩
    当月，河南道御史郭一鶚也奏，称“顾宪成忠原天挺，学称人师。抗颜权贵，泊然于功名富贵之场；恬意寂寥，悠然于性命身心之旨”，“请亟照先臣张翀、罗洪先等赠官予谥，以表忠贞之尤”。(11)
    四月，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镇上疏指出：
    理学之臣有身已没而舆论久孚，德实优而特恩未及者。其一为常州之顾宪成，接周程之脉，守孔孟之绳，持身则树清标，立朝则砺风节，抗时相而正义侃侃，领后进而师范巍巍。读《小心斋札记》、《东林诸会商语》，其穷理之精与救世之切，概可想见。(12)
    至此，各地巡抚、巡按、台省、卿寺诸官为顾宪成请卹的奏疏已经上了数十件。礼部侍郎郭正域此时已获得祭葬并予与赠荫，而神宗对顾宪成尚无任何表示。巡按湖广御史钱春鉴于郭正域卹典已行，上奏特别指出：顾宪成“长淹于田里”，与阁臣沈一贯、王锡爵等人对其积怨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原因一直影响到死后的卹典。他说：
    臣属境内，礼部侍郎郭正域病故，祭葬赠荫乃其应得，并非妄求。适见抚按台省卿寺诸臣为顾宪成请卹谥者，疏无虑数十上。夫顾宪成文章兼之节义，道德合之功名，立朝固百折不回，居乡真一尘不染。缘当途之蓄怨甚深，故生不免长淹于田里。幸天下之良心未泯，虽死犹为昭雪于庙堂。则今日者，慰群情而修旷典，职因正域并有望焉。(13)
    同年十月，行人司行人刘宗周上《为修正学以淑人心等事疏》，从疏中可以看出，由李三才入阁而引发的党争越发激烈了，神宗对顾宪成卹典的冷淡态度，无疑助长了保守派对东林的攻击。刘宗周十分客观地指出，顾宪成等人“得朱子之正传，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而归于无我。身任明教之重，挽天下于波靡，一时士大夫从之不啻东汉龙门。惟是清议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束湿。属有救淮抚李三才书，谤议纷起”。他说宪成病逝，“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无论识与不识，无不攻东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为门户云”(14)。又指出“诸臣之冤崑、宣者，未有不嫉东林者也；嫉东林者，未有不合救熊廷弼者也。至欲立东林奸党之碑榜之朝堂”(15)。
    十月，时任礼科给事中的“齐党”人物亓诗教进一步推波助澜，上言建议神宗应“疏流穷源，究极祸本”。在众多的叫嚣中，亓诗教对东林的攻击比较典型，不妨一读：
    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之祸，始于东林，东林之名倡于顾宪成。而其后于玉立(16)附焉，然宪成自贤，玉立自奸……方东林之祸起也，贤如顾宪成者主盟，使天下望之如登龙焉；又东林之渐炽也，奸如于玉立者结党，使天下趋之如赴壑焉，东林之名是，东林之实非矣。于是大开奔竞之门，广布招摇之令，横行笼罩之术。无识者悮坠其术中，不肖者愿归其幕下。凡才智自雄之士与跋扈无赖之人，及任子、赀郎、罢官、废吏、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集供奉者不知其数。而又能依附名流，交纳要津，夤缘权贵，布散党与。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诸曹，机关通于大内。内阁任其指挥，冢宰听其愚弄，总宪繇其提掇，举朝廷之大权一握于东林之手……同己者留，异己者逐，在朝在野但知有东林而不知有皇上。
    他还攻击入阁不过十日的叶向高“为东林所误”。叶向高随后反击亓诗教等言官，上疏说，“朝端所以纷扰至此，言官所以敢于宣閧者”，“在于大僚乏人，无有硕德重望为海内所信服者以镇压其嚣，而逆折其奔溃之势，故相持相角，无一日安静”。于是他建议神宗急召邹元标、吕坤二人处以要地，再召赵南星、高攀龙、何乔远等十数人布列朝端，如此“人心必自肃，不敢如前之恣肆”(17)。刘宗周所说的情况以及亓诗教等人的污蔑，表明当时“谤议纷起”，朝堂上业已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顾宪成赠谥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等待一年而没有任何结果，形势又对东林十分不利的情况下，高攀龙不得不完成顾宪成行状的撰写，顾与淳持行状前往江西请邹元标为顾宪成撰写墓志铭，又托王惟怀赴高邑请赵南星撰写碑文。
    万历四十二年(1614)七月，应天巡抚徐民式为顾宪成访谥典事被准，礼部咨请吏部考察行实。然而叶向高于八月致仕，此事阻力又增大，两年过后，毫无进展。这时东林官员已被大批罢免，形势对东林越来越不利。四十五年丁巳京察，“始尽去东林诸人”，东林至此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顾宪成赠谥已无可能。
    由于神宗长期不行谥典，曾任应天府推官的钱塘举人林之盛对明代开国以来应谥而未谥诸臣做了一番考察，认为有诸多名臣应予赠谥补谥。他纂修了一部名为《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的书，指出万历三十一年(1603)以后题谥者多达三百余人，而三十七年(1609)礼部会议只限二十九人应谥(18)，“二十九人外，其遗者尚多”(19)。作为应谥名臣，他将顾宪成列入《节义》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