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崇祯朝赠谥成功与从祀孔庙未果原因
    (一)《赠官制书》对顾宪成儒学宗统地位的确认
    崇祯改元，顾宪成之子顾与沐上奏请求照故都御史邹元标例，“敕给前官诰，并赐易名”，复还原官在当时是大势所趋，要求赠谥则是关键，也是东林党人一如既往的要求。崇祯帝很快下旨：“顾宪成官诰卹典，该部即与议复下吏科沈、礼科叶参看发抄。”(44)恢复生前官诰不是什么难事，要求赠谥则需要斟酌而定。
    赐谥也称易名大典，赠官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对于理学名臣，如有必要，皇帝还要亲览著作才能封赐。崇祯帝命顾宪成之孙顾枢将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三卷缮写封进以备留览，顾枢随即进呈书籍，并上《为进呈书籍事奉圣旨所进札记留览》一疏。顾枢在疏中指出明中叶以后“后学纷嚣，薄真修而崇顿悟，以主敬为娇柔，以革物为支离，而性体几至割裂”。而顾宪成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嘗以虚无寂灭之说，返质之本心不和也，追质之先圣先贤不和也，爰加祥剖，力障狂澜，商榷之言，积久成帙。其大指则曰‘语本体只性善二字，语工夫只小心二字’”(45)。
    崇祯二年(1629)正月，山东道御史吴甡奏陈视学要务事，指出：“顾宪成鼓吹东南，领袖群贤，所著《札记》尤深于性命之学，当照(邹)元标等例赠卹与谥者也。”他要求礼部速行咨访，将道学诸臣“应从祀者从祀，应赠卹者赠卹，应与谥者与谥”(46)，借以表彰正学，激扬风教，崇祯帝对此表示“嘉纳”。然而赠谥要经礼部议定，需待时日，加官则程序相对简化。四月吏部题覆阐明褒赠顾宪成的理由：“本官大节与邹元标相同，而理学渊醕过之。除补给诰命外，应加吏部右侍郎，仍荫一子入监读书。”礼部在题覆中也极度颂扬顾宪成，称：“本官一代天民，四朝人望。冠裳道范，五十载海宇同瞻；贤圣心传，千百年门墙共淑。所当如例，亟赐易名及赠官。”崇祯帝下旨：“复还顾宪成原赠官诰，加赠吏部右侍郎，给三代诰命。”
    四月二十六日，崇祯帝《赠官制书》(47)下，特加赠顾宪成为“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该《制书》十分重要，仅见于顾宪成的《年谱》中，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道尊乎统，学定乎宗，统不一则嫡系混于余分，宗不明则圣真奸于曲说。朕观阉竖用事，士大夫毁廉撤隅，靡然从之，使有道明德立之儒，何以至是！朕用睠怀先型，特嘉追尚尔原任南京光禄寺少卿赠太常寺卿顾宪成，德量渊凝，文情泉涌，岂巍科是重，行绝学是肩，居玉衡金镜之司，著秋月冰壶之韵。事关国本一疏，洁身迹，远权门，三黜表直，于是张孔孟之帜，横濂雒之旃。时看鱼躍鳶飞，不问猿愁鹤怨，瘅疗而一气毕通，蘺棘除而八荒我闥，大道不芜于好径，庸德岂孤于鲜能。然而庭峻则招谗，望隆则见嫉，至圣不免，輓近可知。生既触邪熖以迍邅慗殁，复罹珰威而晦蚀。朕企泳前英，期登觉岸，想高风之可挹，嗟耆硕以愸遗，不有长夜之埋沉，莫致中天之显遂，兹特赠尔为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道如无息之两曜，不舍旦昬；学如无翳之双眸，难容尘屑。必窥正体，方有真功，而奈何以爝炬笑贞明，桔槔誇洪润哉！朕将博採廷评，广稽舆论，谥典、祀典，次第褒崇。不磨者，奚止节义文章；可望者，正如日星河岳。丝纶式贲，俎豆增光。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48)
    制诰之宝
    自王守仁以后，明廷如此高的评价一位理学名臣还是第一次。崇祯皇帝首先以朝廷的名义尊顾宪成为儒学正脉，极力表彰他政治、学术上的双重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制书》特别予以强调的一个思想是：如有顾宪成这样的“道明德立之儒”在世，士大夫何至“毁廉撤隅”，靡然趋附于阉竖！自东林开讲坛直至清初，凡攻东林者，无不指责东林“大开奔竞之门”，致使“小人依附名流”，“交纳要津”，“布散党羽”，如亓诗教所言。而值得注意的是《制书》却指出时人对顾宪成所持偏见，是因为“门庭峻则招谗，望隆则见嫉”。崇祯帝认为此不足为怪，即使圣人也难免。这种阐释极为少见，应引起重视，因为实际上所谓小人依附其中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材料。
    “博採廷评，广稽舆论，谥典祀典，次第褒崇”，表明崇祯帝最终要将顾宪成从祀孔庙，赠官仅仅是第一步。“谥典”指赐予谥号，“祀典”指从祀文庙。赠谥殊非易事，从祀孔庙更是旷世难逢之典。就当时而言，崇祯帝对顾宪成的赞誉可谓超乎寻常，评价也十分到位。结合他对阉党的打击、起用东林旧臣等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的实施，证明他对东林学派和以东林学派为核心的政治力量的肯定。因为自东林书院讲学开始，特别是自万历四十年(1612)以后，凡指东林为门户者，不可能不涉及到顾宪成；凡说到顾宪成，不能不涉及东林书院，尤其自天启以后，顾宪成与东林党这一概念根本已无法分开，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学家。从神宗对待顾宪成的态度可以窥见君主的善恶标准，同样，从对顾宪成的褒崇也可得知崇祯帝的政治取舍，前后迥而不同。
    该年的十二月礼部议准，翰林院递出揭帖，“赐谥原任南京光禄寺少卿赠太常寺卿加赠吏部右侍郎顾宪成曰端文”。“端”为“守礼执义”(49)之褒，“文”乃“道德博闻”(50)之赞。至此谥典完成。
    顾宪成赠太常寺卿、吏部右侍郎，虽为三品，但明代寺臣获谥者人数不多，即使六部侍郎得谥者也十分有限。顾宪成的谥号很特殊，明代谥法规定，文武大臣谥号为两字，又据王圻《谥法通考》载，“国初恩典，有非翰林而谥‘文’者”，“有官翰林而谥不以‘文’者”，“成、弘以后，则翰林专谥‘文’，而他曹不与矣”(51)，即使“宰辅各谥竝以‘文’字冠首，亦无不由词林甲科进阶者，其余尚书卿尹，或加‘文’字，或另择二字，均不拘一格”(52)。这就是说明代臣僚的谥号中，“文”字多为谥号的上一字，且正、嘉以后其人必出于翰林。顾宪成未尝为翰林，上一字不宜为“文”字，然而谥号的下一字为“文”，虽说不违定制，在明代却不多见(53)。另外，明代谥号中上一字为“端”字的往往授予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或副都御史，其他官员难得“端”字，授予六部侍郎一级的官员只有二人(54)，故“端文”之谥，于明臣谥号中，甚至于历代谥号中仅有此一例，从谥字可看出顾宪成“文章兼之节义，道德合之功名”的特殊身份。根据郑樵《通志·谥略》“上谥法”(55)以及刘长华《汇考谥目》的分类，“端”字本为上谥，“文”字亦为上谥，“端文”一谥当为“上上谥”。“上上谥”，如郑樵所言：“用之君亲焉，用之君子焉。”(56)这次赠谥是崇祯帝对顾宪成的一次态度明确的褒崇，是对他一生行实以及理学思想的充分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东林书院讲学活动的一种嘉许，表明崇祯帝与神宗、熹宗不同的价值取向。
    (二)“近儒应祀者惟顾某一人”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重建太学成，思宗朱由检释奠先师孔子，礼毕后视学(57)，见西庑末席从祀之位尚虚，问礼部从祀之事。礼部经酌议，回复说“近儒应祀者惟顾(宪成)某一人，且久膺俎豆褒崇之诰”。可是疏中接着又说，“而其前则吴与弼、罗伦、蔡清、陈真晟、陈琛、吕柟、王艮、章懋、罗洪先宜一体增进”(58)。崇祯帝认为吴与弼、罗伦等人均死于万历以前，其中距万历最近的当数罗洪先，也于隆庆元年(1567)去世。因而他问礼部，当陈献章、胡居仁(59)从祀时，“何以不闻议及”？礼部一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于是“俱批候旨”(60)。礼部开列名单过多，导致此事被拖延，而并非顾宪成不够资格。
    “近儒应祀者惟顾某一人”，这句话表明，对顾宪成从祀孔庙，礼部的意见或者说朝廷舆论不存在问题。当时蒋德璟以侍郎署礼部事，他是崇祯五十辅臣中少数几个“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61)。鉴于明代对本朝儒臣从祀孔庙一事慎之又慎，也许礼部考虑，如果仅增祀近儒顾宪成一人，而置吴与弼等人于不顾，似有不当。而其结果却顾彼而失此，不仅远儒不得褒崇，近儒也未能从祀。不可否认，吴与弼、罗伦、蔡清、陈真晟、吕柟、章懋、罗洪先在当时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不能说礼部提名不慎重；除了陈琛、王艮，其他人早已列入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续文献通考》中的《道统考》。问题的关键，在于礼部似乎没有弄清楚崇祯帝到底要褒扬什么。天启时，魏忠贤擅政，一大批士大夫不顾礼仪廉耻而趋附于阉党，致使国家元气大伤，这一败亡的发展趋势让崇祯帝举步维艰。追根寻源，他认为士大夫“毁廉撤隅”，在于不遵道统，即“统不一则嫡系混于余分，宗不明则圣真奸于曲说”，也就是说，国家缺少像顾宪成那样的“道明德立之儒”。随着万历后期以来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人们不难看出，顾宪成等东林士人所倡导的理学思想、政治主张无不有益于世道与国家。钦定逆案、起用东林旧臣、褒崇顾宪成，均表明崇祯帝深明此理。礼部所列名单，虽然其中也不乏“刚毅疾恶”、“学正有见”(62)之人，但他们均生于隆庆以前，未曾经历天启之后剧烈的政治动荡，尚不具备顾宪成那种“身任世道”、“力障狂澜”的大君子精神，就“卫道救时”而言，不论从学术还是行实上考察，万历以后的官员中没有比顾宪成更为合适的表率了，这就是崇祯帝为什么对顾宪成及其理学思想格外重视的原因。
    崇祯帝至死坚信君非亡国之君，而臣俱为亡国之臣，这种看法的产生有感于天启朝数量众多的官员与魏忠贤表里为奸、祸国殃民的恶劣行径。崇祯元年(1628)正月，当魏忠贤、崔呈秀分别在河间、蓟州戳尸于市后，崇祯帝立刻下旨都察院等各衙门，戒谕廷臣不得交接近侍，全文如下：
    圣谕：设官分职，内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内官为非法。朕览大明律一款，凡诸衙门官吏，兹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祖宗深知治乱之原，邪正之辨，以此为后世臣子鉴戒，至为明切。昨逆恶魏忠贤、崔呈秀表里为奸，把持朝政，变乱祖制，贻祸生灵，业已磔诛，以抒臣民之愤。自后大小臣工，须知各守职业，各效忠诚。本无招权纳贿之私心，何必巧营别窦！共矢特立独行之风节，自可上结主知，居高听卑。朕方广开于明达，踰阶历位，尔等宜爱其身名。倘有故蹈前辙，交接作弊者，其为祸始，罔顾王章，朕必究治，断不姑恕。仍许科道官不时实纠参治，务醒积习，用肃官箴，尔等其钦承之。特谕。(63)
    崇祯元年三月初三日这一谕旨有助于我们了解崇祯帝确立顾宪成学统地位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初衷。天启年间朝纲变乱使这位少年天子心有余悸，他担心这种局面再度出现，于是弘扬正学，尊崇道统，提倡士大夫“特立独行”、“爱其身名”，被列为朝廷治乱之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