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史》成书前顾宪成学统地位及“功名”评价
    (一)康熙朝主流舆论的评价
    康熙五年(1666)，孙奇逢完成《理学宗传》一书，他先将宋代自周敦颐以下直至顾宪成十一人列传，“以明古今道统之所属”。他说“是编有主有辅，有内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辅也；十一子与诸子其内也，补遗诸子其外也”(64)。十一子为“古今醕儒，可历代俎豆不禁者”，依年代顺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其余汉以下至明，“凡以理学著称，或功存于笺註，或附见于师传者”数十人，俱入《辅考》。另有“学行精醕，见解超别”(65)，而诸儒品评却微有水乳未合之处，不得不待后人论定者六人，俱入《附录》(《补遗》)。书未刊刻，便有人怀疑将顾宪成列为理学传宗最后一人是否合适。孙奇逢特作说明予以驳斥：
    《宗传》一编已就绪，而及门士仍有疑泾阳者。曰：“子何疑？”曰：“疑其人。万历年之党局始自泾阳，国运已终，而党祸犹未已也。今日嚷东林，明日嚷东林，东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嚷东林，岂非作始之人贻谋之不善乎？”曰：“子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可望于今之世哉？阴晦之时，孤阳一线，则东林实系绝续之关。乙丙死魏逆诸臣，甲申殉国难诸臣，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乎？诸君子之所以为忠臣而撑住天地，名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后，而其鼓荡摩厉者在五十年之前，则泾阳之气魄精神度越诸子员矣，岂向俗儒曲学问毁誉、定是非者耶！子之所以见短者，予正于此见长。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几不保；程朱当伪学之禁，而当时亦不敢信其为千古之大儒也。质鬼神而无疑，俟后世而不惑，须大放眼界。”奇逢又识。(66)
    孙奇逢没有孤立的评价学术问题，而是将理学与政治紧紧连系在一起。而当时企图否定顾宪成理学地位的人恰恰是从政治上提出怀疑的。顾宪成曾孙顾贞观认为孙奇逢“于先曾祖端文公推崇独至，非近时耳食者流轻为评骘可比也”(67)，康熙二十二年(1683)，顾贞观等具呈当地巡抚，将孙奇逢从祀东林书院道南祠先儒配位(68)，三十七年(1698)将孙奇逢《理学宗传·顾宪成传》全文刻于《顾端文公遗书》卷前，雍正十一年(1733)刊刻的《东林书院志》收入汤斌所撰孙奇逢的墓志铭(69)。
    另一位将顾宪成奉为学统的熊赐履说：“正嘉以后，新学一倡而士习大变，技握灵蛇，书疑载鬼。优曇竺典，充塞宇宙。虽其间真儒间出，正义相扶，而极重难返，遂成波澜之势。陵夷渐积，至于大壤，直与洪水猛兽比烈矣。呜呼！学术邪正之际，实世道升降之关。事理较然，又何疑哉！”(70)他追述当年吏部的情景，“铨部堂司率皆贤者，一时人心，庶蒸蒸丕变矣。然中贵人干请不行，柄国者好恶相左，遂相继逐去。自宪成去而堤防尽决，识者不能不为之痛惜云”。他指出顾宪成之学，“一尊洛闽，不参二氏，而议论醒豁，足以发明先圣之微。至其力辟姚江，尤为有功圣道。自甲午以后，见地愈卓，充养愈粹，使天假之时，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竟赍志以殁”(71)。他在《学统》一书中称孔子为“正统之主”，而顔回、曾参、孔伋(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八子“实接真传，乃孔门之大宗子也”，并列为“正统”。“正统之外，先贤先儒，有能羽翼经传，表彰绝学者”，名曰“翼统”。“翼统”自圣门闵子而下至明代共二十三人，明儒薛瑄、胡居仁、罗钦顺列于其中。“圣门群贤，历代诸儒见于传记，言行可考者”，名曰“附统”(72)，明代“附统”诸儒自朱善以下至顾宪成、高攀龙而止。
    熊赐履为熊祚延长子，登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熊祚延为高攀龙从子高世泰入室弟子，“精研《高子遗书》，得东林先贤洛、闽一脉”(73)，学者称为“弘毅先生”。熊赐履自幼“稟承家学”，“私淑于东林”，并曾一度与张伯行、陆陇其、吴慎、施璜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嗣后历官禁近，诸所讲述，一本东林旨趣为宗”)(74)。《清史稿·高愈传》也称“大学士熊赐履讲学出世泰门下”(75)，故赐履之学实与东林一脉相承。康熙年间赐履还助银佐修东林，并应邀作《重修东林书院记》以纪其事(76)。为表父子二人“私淑东林者深，而东林之流泽为远且长”(77)，东林后人分别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康熙五十二(1713)年提请府县官员批允，将熊祚延与熊赐履从祀东林书院道南祠(78)。熊赐履作为高攀龙再传弟子的后人，“学有源本”，对先贤学术自然体会弥深。
    顾宪成的同邑后学秦松龄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为《顾端文公年谱》作《后序》，他对顾宪成学术、政治的概括言简而意明，是对崇祯皇帝《制书》的最好注释，值得一读。他先阐述了顾宪成的理学贡献在于“真明升学以持世道”，指出：
    先生出而力主性善，重躬行未尝不指本体，而性善即本体；未尝不言事功，而躬行即事功。其理精，其辞辨，使学者知濂雒之宗传，而不为他岐所惑，此先生之大有功于圣学者也。
    接着他指出顾宪成之学的政治意义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
    独先生之学，万物一体，使当时得大用，尽行其道，必使人心正而国脉长。乃两入铨曹，不久去位，江河日下，卒不可挽，此天实为之，而先生之所无可如何者也。然而先生没后四十年中，士大夫之争三案者、攻魏党者、与夫殉国难者，大约东林之人，则先生不忘世道之心寄之诸君子者，又何其久耶！
    秦松龄在《年谱后序》中提到数年前又有廷臣请以顾宪成从祀孔庙一事，“数年前”也就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前的几年，他说康熙帝谕旨为“以俟明史之成”。秦松龄满怀希望地说：“是书(《顾端文公年谱》)适出，则将来崇祀之议亦将于此徵信焉。”(79)
    距《理学宗传》问世后三十二年，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与顾贞观等东林后人关系密切的清朝官员张纯修为配合《顾端文公遗书》的汇刻，再次为顾宪成《小心斋札记》撰序，他对孙奇逢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
    明代自嘉隆以后，海内言学者，门户角立，生徒甚盛，无不登坛树帜，而苏们心悦诚服独归端文，非其信之真，何其推之至……先后诸贤表仪正学，扶植伦常，世尽目之为东林，而道南片席实从端文首倡。由是言之，虽居官之日所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国家重计，宗社远猷。为近期用于生前，而明道作人乃贻其泽于后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以一身兼之，此岂他人可同日而语乎……又闻之忠介谓端文书，沈潛粹密，与薛文清《读书录》相为表里。冯恭定谓端文辨无善无恶极痛快，千圣相传，道脉不坠，是在吾师。忠宪谓端文穷理精到几于无我，由孟子而来得朱子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由朱子而来得顾子又四百余年间一大折衷也。三贤之言具在，合之苏门尚论以质鬼神而俟百世，夫复奚疑。(80)
    (二)《明史》体例与顾宪成
    自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围绕《明史》的纂修，对如何评价东林与复社，不时在朝野激起阵阵波澜。万斯同以布衣入京助史局草创《明史》，其原则之一是，“凡魏忠贤余党齮龁东林、复社诸君子者，虽有小善，必摘发其心术，使不能掩大恶”。于是反对之声骤起，有人说东林始于顾宪成、高攀龙，高攀龙今已无遗议，但是“泾阳退居乡里，而遥执朝柄，进退海内士大夫，岂君子所为？”他们还指责复社“海内朋从者万余人”，杨维斗以贡士之身逐顾秉谦于吴门，屏吕纯如、钱裔肃，“使士大夫不得与之齿”，“自古处士横议，其气焰未有至于斯极者”。(81)这种有意颠倒是非的谬论非常容易扰乱人们的认识，使人心陷溺其中而不能明辨。《明史稿》、《明史》等书虽言党争“迄明亡而后已”(82)，但入清之后，思想界的斗争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