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未葬与卹典一波三折
    光宗登极，形势发生变化，《登极诏》中云：“建言废弃并矿税诖误诸臣，已奉遗诏酌量起用，其有事关国本抗言得罪、降斥、谪戍、永錮没身者，吏部作速查开职名，分别奏请召用、卹录。”(20)由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卹录未及行。
    熹宗嗣位，依制，神宗遗诏、光宗《登极诏》和《遗诏》的各项兴革事宜均要一一落实，追谥先臣的谥典也势在必行。天启元年(1621)正月，候补御史周宗建上疏指出，在应谥诸臣中，“犹间有未经廷议者”，他提出原任太常寺卿顾存仁、光禄寺少卿顾宪成、国子监祭酒陶望龄、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应予以补谥，并特别指出顾宪成等人“品行文章、世所共推”(21)。
    四天以后，熹宗降旨追谥先臣，其中有万历三十七年(1609)已拟谥号恭候钦点的二十九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题准的杨源(22)，万历四十五年(1617)礼部所提应谥的四十四人(23)，一并予以补谥(24)。以后数月之内又加上续请者十人，故先后共追谥赠谥八十四位名臣(25)。天启元年(1621)得谥者中有许多品级不高的官员，邹智、刘台、魏良弼、周天佐、杨允绳、沈鍊、杨源、黄鞏、杨慎、周怡、莊昶、冯应京皆以直谏得谥，孟秋、张元忭、曹端、贺钦、陈茂烈、马理、陶望龄皆以学行得谥，张铨以忠义，李梦阳以文章，鲁穆、杨继宗、张朝瑞、朱冠、傅新德、张允济皆以清节得谥。其中杨慎谥文宪，莊昶谥文节，则又兼论二人之文学。(26)另外，《光宗遗诏》中有“加恩旧学”一项，郭正域曾为光宗的东宫讲官，而且已于万历后期加赠礼部尚书，这次遵遗诏“赠太子少保，谥文毅，官其子中书舍人”(27)。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卹典中，顾宪成仍然被排除在外，周宗建所提四人中，只有陶望龄得谥。
    明代议谥的部门分工，“礼曹主议，史官主拟，礼垣主驳，阁臣主衷”(28)，具体程序是“文武大臣有请谥者”，礼部上请得旨，“行吏兵二部备查实跡，礼部定为上中下三等。以行业俱优者为上，行实颇可者为中，行实无取者为下，开送翰林院，拟谥请旨”(29)。“有应谥而未得者，抚按科道官以闻”(30)。“翰林院拟谥”即是所谓的“史官主拟”。在礼科无异议的情况下，由内阁折中古今和朝廷舆论，将谥号奏请皇帝钦准。王世贞说“内阁以两字者三，请于上而自择之”(31)，另据鲍应鼇《明臣谥考》所载，内阁对应谥者每人均各拟二谥，最终由皇帝择一御批。明代谥典五年一行，影响议谥的因素来自于方方面面，哪一个环节受阻，请谥都有可能中断或功亏一篑，因此常常是“议者议，拟者拟，驳者驳，衷者衷”，或者“停一人而并罢他人，罢后人而并停前人”，往往数年过后，一些应谥者仍“寂寂如故矣”。(32)当然皇帝的善恶标准最终起决定作用。光宗即位后虽然形势大变，但从光宗登极到天启元年(1621)三月之间，朝政百废待兴，一些重要的东林官员尚未还朝，如邹元标于四月抵京，高攀龙于九月启行，叶向高于十月到任，赵南星三月才即家起太常少卿，(33)这也是周宗建为顾宪成请谥而孤掌难鸣的原因。
    顾宪成未得追谥，大违东林众正之意。宪成生前品秩不高，不能说对卹录没有影响。邹元标到京后，十分关注此事，八月以刑部右侍郎的身份再次奏请卹录遗贤，首推顾宪成。他说“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抉诐淫之藩，所当即与赠谥，以昭来禩者也”(34)。在邹元标等人的推动下，天启二年(1622)六月，吏部尚书张问达尊光宗遗诏卹录先朝遗忠，得到熹宗批准。这次赠官分为二等，以国本抗疏楚毙及建言诏狱受楚遣戍者为一等，赠官荫一子；以建言国本降斥遐荒及诖误下狱为民永锢没身者为二等，量与赠官给诰敕，一等九员，二等六十六员。顾宪成名列二等第一人，赠太常寺卿，给三代诰命(35)。“三代”包括诰赠祖父、父皆太常寺卿；祖妣、妣及配皆淑人。顾允成同日获赠尚宝司司丞，制词中将顾宪成、顾允成之学术节义与二程并苏轼、苏辙兄弟相媲美。然而宪成赠谥却仍无结果。
    顾宪成病故于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至此时已是天启二年，长达十年遗体一直未下葬，而在这次赠谥之前朝廷恩恤全无。九月东林葬顾宪成于无锡贤关桥之新阡。《年谱》曾记四十二年(1614)十月，“两孤扶柩贤关桥之新阡，因地主龃齬，故未即葬”，这似乎是由于土地所有人抵触而暂未下葬。而到了天启二年九月，则称“自甲寅(万历四十二年)冬屡卜葬期，至是始获永安”。“屡卜葬期”是强调选择合适的时间。明代品官丧礼原有定制，《明史》所载比较概括，云：“既成服，朝夕奠，百日而卒哭。乃择地，三月而葬；”(36)《大明会典》中关于丧礼，从“初终”到“成服”，从“成服”到“择地”，再到“葬”等一系列的活动有详细具体的的规定。为已故之人选墓地“卜其宅兆”、择吉日安葬系传统的风俗礼仪，因此《会典》有《择地、祭后土》一项，规定“前期择地”，“三月而葬”(37)，但对于“有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是不提倡的，在明初还要“论罪如律”(38)。顾宪成病故后，择地、“屡卜葬期”这一过程长达十年，在历史上可谓罕有所闻。
    根据以上各类官员多年为顾宪成请卹的过程以及“屡卜葬期”可以得知，东林迟迟未将其下葬，不是由于风水的缘故，而是与赠官赠谥未果有直接关系，能够在死者下葬之前获得谥号自然圆满。天启二年虽然仍未获谥，但赠太常寺卿给三代诰命，从正五品到正三品的跨度也着实不小，姑且视为盖棺定论了。顾宪成先以五品降为杂职，又削籍为民，长淹于田里达十四年之久，即使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起升为光禄寺少卿，品级仍没有高出五品，以五品请谥的确有一定困难，此次赠三品太常寺卿无疑为进一步易名创造条件。
    明代谥法规定，“三品得谥”(39)，至隆庆朝，“诸臣之易名者”已达五百八十三人(40)；但并不是所有的三品都能获得谥号，死后未得谥者比比皆是。虽说“三品以下无谥”(41)，而出于特恩，三品以下官员获谥的也常有之(42)。顾宪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社会影响甚大，正如邹元标所说，“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抉诐淫之藩”，因此能否获得卹典，不仅仅是顾宪成个人的荣辱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东林书院、东林学派乃至东林党人是非曲直的判定。然而“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皆帝所深恶者”(43)，这是顾宪成在万历朝难以获谥的主要原因。
    天启二年(1622)的赠官，对顾宪成的请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料此后形势又急转而下，到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听从御史张讷建议，矫诏毁东林书院。紧接着，魏忠贤“十孩”之一御史石三畏又上言请求追夺顾宪成官诰，于是顾宪成生前原职及身后赠官被一并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