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价值观的重建
    清高宗所谓的“门户”，即是“朋党”的代称，他对讲学的看法，实际上与明末齐、宣、崑、浙及阉党的论调并无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现将天启二年(1622)九月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所上的奏疏作一对比：
    皇祖时有理学之臣顾宪成、郭正域开讲东林，其初亦以发明圣贤蕴奥，开示后学，岂不甚善。逮从游者众，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东林之徒以自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纲，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所以朝端之上，士林之间，玄黄血战十有余年，摧残几多善人，戕伤几许国脉，皆讲坛之贻害也。近二三年来源流始清，葛藤俱断，而门户之说乃始去诸其口，二臣一旦复为择地建坛，招朋引类，况又在皇都之内，贤否辐辏之处乎，臣谓今日之人心，犹昔日之人心；将来今日之讲学，犹昔日之讲学者也。
    据此可知，清高宗《东林列传》的御题与朱童蒙所言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完全接受了当年阉党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熹宗在随即所下的圣旨中并没有支持朱童蒙，甚至还警告言官可能起到的不良作用。他说：“讲学原是教人忠孝，自祖宗朝未有此禁，但不可自立门户，致起争端。邹元标、冯从吾素称忠谠，岂至徇私招引，自失生平，且向来门户亦因言官议论溷淆所至，各宜省改。”(105)显然这时天启皇帝并没有被阉党所控制。两天后邹元标、冯从吾上疏抗辩，熹宗好言安抚邹元标：“卿绩学真修，方资表率，不必介意。”又劝慰冯从吾：“才望素孚，何必以人言引咎。”(106)
    然而几道圣旨并没有制止事态的发展，十月，工科给事中郭允厚上疏再诋邹元标讲学，并对其人品进行攻击。
    此时熹宗对郭允厚已极表不满，说：“讲学已有旨，邹元标忠直，人所共知，如何牵扯诋毁？尔每还各修职业，毋以争辩求胜。”(107)鉴于郭允厚所言太过无耻，叶向高随后上疏揭露他们攻击邹元标的真实目的，即“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讲学，而在于明岁之考察，恐元标有所左右其祖，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至于所言张居正“今日之蒙恩”，“前日何用抗疏”？宋室亡国由于讲学以及以讲学为结党等等一派胡言，叶向高一一给予驳斥。
    尽管叶向高的反击十分有力，却没有扭转事态的发展，形势反对东林诸臣越来越不利，正如他在疏中所言“二科臣之疏屡奉内传，频更票拟，至谓宋室祸败由于讲学，谁为此言以告皇上”？“日来言路诸臣条陈甚多”，“世情险怪，一至于此”。叶向高实际已指出朱童蒙等人的发难属蓄谋已久，而且正加紧在内廷的活动。随后熹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直至同意邹元标、冯从吾等大批正直官员相继去国。
    原是朱童蒙、郭允厚等人对讲学的恶意诽谤，一百年以后，却被清高宗干脆歪曲为真实的历史事实。而天启二年(1622)十月以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如叶向高所预言的那样：“若逐去元标，则其它之讲学气节如元标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为不平，纷争又将不了，门户之祸必与国家相终始。朝廷之上先已自乱，有何暇问封疆之事哉！”(108)叶向高本已预料到的严重后果，又被乾隆帝索性说成是由东林讲学所造成。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清高宗对东林讲学的批评，完全退回到明末阉党的立场，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摧抑社会活跃的政治因素，不惜再一次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关于明末这一重大政治斗争的是非辨证，复社领袖吴应箕于崇祯时已有论：
    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东林争言真伪；其真者必不负国家，伪者反至负东林。此实何欤？盖起事至五六十年，相传多失其实。于是而有伪者，亦势使然也。今之所为东林者又一变，往时欲锢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盛世岂有党锢之事？何论朝野，亦辨其真与伪而已矣。(109)
    清高宗对东林讲学的看法是清朝统治者公开明确的政治表态，影响深远，这使顾宪成从祀孔庙已经成为不可能。遵循这一评价标准，这一时期纪昀等撰写的《四库全书》各书卷首提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涉及东林讲学及顾、高评价时，概与清高宗的论述如出一辙。《四库全书·东林列传》原《提要》这样贬低东林诸儒：“非但难语于宋之道学诸儒，亦未可拟于汉之党锢。而树帜分朋，干扰时政，其患卒隐中于国家。足知党论一开，贻害必有不可胜言者。”(110)在《四库全书·泾皋藏稿提要》中这样责备顾宪成：
    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君国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沦胥犹蔓延詬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憾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111)
    同样，在稍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林列传》中，说东林讲学“声气蔓延，趋附者几遍天下，互相标榜，自立门户，流品亦遂糅杂”。又说及至魏忠贤乱政之初，“诸人力与搘拄，未始非谋国之忠。而同类之中，奸贤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于是党祸大兴，一时诛斥殆尽，籍其名颁示天下。”还说崇祯朝，“权阉既殛，公论始明”，而阉党“余孽尚存，竟思翻案，议论益纠纷不定。其间奸黠之徒，见东林复盛，竞假借以张其锋。水火交争，彼此报复。君子博虚名以酿实祸，小人托公论以快私仇。卒至国是日非，迄明亡而后已”。虽然他们承认东林中“硕士端人，固所不乏”，但又强调，“而依草附木者，实繁有徒。厥后树帜分朋，干扰时政，祸患卒隐中于国家。足知聚徒讲学，其流弊无所不至。虽创始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祸本，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112)。再看《四库全书·少墟集提要》，纪昀等人批评冯从吾与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争论首善书院讲学一事“颇为固执”。说：“士大夫自甲科通籍，于圣贤大意，不患不知，顾实践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讲也。”又说：“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揖盗也。”(113)《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不断深入诠释乾隆帝的“圣”意，将国家衰亡归罪于讲学，而作始之人顾宪成与高攀龙难辞其咎，按照这一逻辑，顾、高实际上成了导致明朝亡国的历史罪人。
    这说明乾隆中后期，以清高宗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对东林书院讲学及顾宪成等人的看法，已经和康熙朝有所不同。如此评价标准，也与清朝官修史书《明史》所体现的褒贬原则大有出入。自此之后，崇祯帝对顾宪成等人的褒扬又被否定和怀疑所代替，明末经过拨乱反正而澄清的问题再次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政治反复扰乱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顾宪成等东林核心人物在政治上的突出特点是“与天子、宰相争是非”(114)，这也是万历皇帝对他们“深恶”的原因，而退居林下讲学，仍然是其在朝政治宿求的延续。乾隆时期，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趋于巩固，思想文化上的禁锢也随之强化，“与天子、宰相争是非”，或借书院讲学以“裁量人物，訾议国政”，并希望“执政者闻而药之”(115)的风气是必须禁止的，两种价值观的差异显而易见。顺治、康熙时期，各地“讲学之风，犹近明季”，而雍正、乾隆以降，知识界崇尚朴学，“讲学之风衰”，“书院则转存古学之法，然所习仅制举文字”而已(116)，这种变化，实与清高宗的治国方略相一致。
    清廷增祀先儒于文庙自道光以后渐行，但汉儒、宋儒居多。道光二年(1822)，允刘宗周从祀；道光五年(1825)，允黄道周从祀；道光六年(1826)，允吕坤从祀；道光八年(1828)，与东林颇有渊源的孙奇逢被允从祀，其弟子汤斌已先于道光三年(1823)从祀。(117)咸丰十年(1860)奏准曹端从祀(118)。同治二年(1863)三月准吕柟从祀(119)，五月准方孝孺从祀(120)，同治十年(1871)准张履祥从祀(121)。光绪元年(1875)予陆世仪从祀(122)，光绪三十四年(1908)予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123)。以上除汤斌外，为清初继蔡清、罗钦顺后，得以从祀文庙之明儒(124)。终清之世，增祀明儒13人，顾宪成无缘列入孔子庙廷。
    增祀先贤先儒于孔庙，与国家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以及内外环境等大势密切相关；选择何人从祀，往往因素十分复杂，既非一一较量诸儒学术之高下，也非完全以功名风节为依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然反映出统治者的价值取向。吕坤卒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曹端更早，宣德九年(1434)卒于霍州学正任上，迄明亡二人均未得赐谥，更谈不上从祀孔庙；进入清代，二人地位渐高，直至荣膺俎豆褒崇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