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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器的辉煌时期，学者们称夏商周三代文明为中国的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上有人神、动物纹样和图腾符号，从商末开始，又出现了整篇、整组的铭文。在古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青铜器上的铭文往往记载了战争与祭祀等方面的内容，可以广泛地引用来印证书面文献，纠正许多书面文献的错误。如：《史颂簋》：“里君百生（姓）。”据此，则《尚书酒诰》“越百姓里居”之“里居”当为“里君”。《盂鼎》：“匍有四方。”据此，则《尚书·金滕》“敷佑四方”之“佑”当“有”。《蔡簋》“弥厥生”。据此，则《大雅·卷阿》“俾尔弥尔性”之“性”当读为“生”，“弥生”即“长命”。《不其簋》“女肇诲于戎工”。据此，则《大雅·江汉》“肇敏戎公”之“公”当为“工”，“戎工”就是兵事的意思。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读者可参读王国维《观堂集林》，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楚辞新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等。 3.简牍帛书与古书新证 二十世纪后半叶，简牍帛书的出土层出不穷，有许多重大发现。其中大量前所未见的“珍本密籍”的出现，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兹将与古文献有关的几次重要发现示列于下：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天象》、《四时》、《月忌》与帛画《人物御龙图》发现；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里发现《墨子》竹简（战国早期）；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仪礼》木牍与竹简；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武帝早期）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尉缭子》、《六韬》、《太公》、《唐勒赋》等竹简；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论语》、《文子》、《太公》、《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儒家者言》等竹简；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老子》、《黄帝内经》、《周易》经传，《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诗经》、《周易》、《仓颉篇》以及《庄子》中的《则阳》、《外物》、《让王》诸篇竹简； 1985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与《庄子》有关的《功令》、《盗跖》等竹简（汉代）；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竹简《神乌傅（赋）》和《博局占》等；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竹简《老子》、《太一生水》道家文献2种4篇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等儒家文献11种14篇；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购回出土于湖北的战国竹简《诗论》、《周易》、《缁衣》、《乐书》、《礼书》、《孔子闲居》、《子羔》等共八十余篇，1千2百枚之多。 上述简牍帛书为我们印证古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先看裘锡圭先生经常提到的银雀山竹简中的一个例子。《孙子·计》有一句话，今本作：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银雀山竹简《孙子》作： 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 地势的“高下”对于战争来说是极重要的，今本却脱落了这一词。如果没有银雀山竹简，恐怕谁也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再看郭店竹简在校读古书方面的作用。 郭店竹简中有一些著作如《老子》《缁衣》等，今有通行本传世。通行本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遭到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篡改，情况比较复杂。而郭店竹简沉睡地下二千三百余年，一直未经干扰，较好地保存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原始面貌。因此，以竹简本校理通行本，可以辨别一些学术疑误。 通行本《礼记·缁衣》第一、二两章：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 《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郭店竹简《缁衣》篇没有《礼记·缁衣》的第一章，而以其第二章为篇首，其文字有出入： 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顿。《诗》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