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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牍帛书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许多学术史上的空白 其一，关于思孟学派问题。 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中，《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诸篇，均为新出佚书。此外，《缁衣》篇的内容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同，《五行》篇则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这些儒家典籍的出现，为我们认识儒家思孟学派提供了重要资料。 《韩非子·显学篇》说，孔于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这儒家八个支派中，“子思之儒”的承传关系大体可循。据《史记》等书记载，子思是孔子的嫡孙，曾受业于孔子门人曾子；而孟子又“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荀子》曾将子思、孟子连称，学术界因此有“思孟学派”的说法。这样，子思之儒的承结关系应该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门人--孟子。 以前，由于文献不足征，有关子思之儒的具体内涵，了解得不多。如今郭店楚简儒家著作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环。据李学勤等先生考证，这批儒家竹简大多与子思学派有关。这对于我们了解子思学说如何上承曾子下启孟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其二，关于“五行”的不同内涵与系统。 提起夏商周以来的“五行”，大家自然想到的是指“木、火、金、水、土”。当东南西北中方位与春夏秋冬时序等宇宙观念逐渐完善之后，“五行”也与五方、五时、五色、五帝等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以“五”为基数的字宙体系。但对于先秦的“五行”，我们不能一概指定为“金木水火土”。实际上它还有另一内容与系统的“五行”。然而这另一系统的“五行”，在以往虽有人思考，但得不到确解。《尚书·甘誓》：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这是迄今见于文献最早的“五行”一词。如果以通常所说的“金木水火土”来解释这里的“五行”是不通的。因为对这五种东西，谁也无法“威侮”。又如《荀子·非十二子》批判子思、孟轲的学派：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荀况对子思、孟子的批判相当激烈，但对思孟学派的“五行说”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字不提，致使后代学者作出种种解释，而没有确解。大多数学者以“金木水火土”来解释思孟的“五行”，自然不得要领。到唐代杨＠③提出了另一方案，说思孟的“五行”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但杨说不被大多数人所取信。于是，思孟“五行”的内涵是什么成了学术史上的千古之谜。 这一谜底终于因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发现而揭开了。帛书《五行》是子思、孟子一派儒家作品，原与《老子》甲本等同在一卷帛上。其文曰： 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知而行之，义也。行而时，乐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礼也。仁义、礼乐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呼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国家兴。 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 在这两段文字里，提出了“聪”、“圣”、“义”、“明”、“智”、“仁”“礼”“乐”八个道德规范。学者们研究其中的“仁、义、礼、智、圣”即为帛书“五行”，也就是子思、孟子的“五行”说。 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发现，不仅解答了思、孟“五行”的真正内涵，而且还揭示了这样一个学术事实，即在先秦学术史上，“五行”实有两个系统：其一为属于阴阳范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其源头可追溯到史前出现的太阳宇宙论；其二为属于道德范畴的五行“仁义礼智圣”，其源头则可追溯到反映夏代史事的《尚书·洪范》。在过去，学术界只明白阴阳一系“五行说”。如今由于帛书《五行》的出现，道德一系“五行说”终于在学术史上重新得到了揭示和认识。 3.考古发现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其一，关于《老子》哲学为何重视“水”的问题。 《老子》第八章说：“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我们曾据此推测《老子》的宇宙哲学论中，特别强调“地”与“阴”，可能与水有关，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如今，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便使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竹简说：“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我们曾另有小文讨论指出，竹简这段文字是阐述宇宙的起源问题，说太一从水下开始起行，周而复始，从而化成了天地、阴阳、四时和万物。所以“太一”和“水”成了宇宙的本源，万物之母。有了竹简这段文献，我们再来看《老子》第六章的一段话，便可恍然大悟：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今若存，用之不勘。 关于这个“谷神”，以往一直没有能够说明白，而这又是《老子》书中的关键枢纽。其实，这个“谷”，就是神话传说中太阳东升的摇篮“汤谷”。“谷神”，马王堆帛书《老子》又作“浴神”。所谓“浴神”，就是浴于汤谷的太阳神。《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竹简“太一”生于水而化成天地、四时，成为“万物之母”。这就是《老子》“谷（浴）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也就是《山海经》女神羲和“方浴日于甘渊”之后而使“天地始生”。 有时《老子》把这个“玄牝”直称为“雌门”。其第十章说：“天门启合，能为雌乎？”联系《天问》说太阳神“出自汤谷，次于蒙汜，……何合而晦，何开而明”。《山海经》说太阳神烛龙“其瞑乃晦，其视乃明”，则更可明了，这“天门启合”，正是就太阳出没于大海汤谷而言，也就是竹简“太一生于水”。所以《老子》第八章说“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其第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吴澄《道德真经注》：“复，反还也。物生，由静而动，故反还其初之静为复。”这就是人们称《老子》为水哲学的文化根源。 其二，关于数字卦问题。 我国古代的占筮术分成两种。卜用龟骨，依卜兆的形状判断吉凶；筮用蓍草，按揲蓍得数排列卦爻，从而决定休咎。《左传》僖公十五年云：“龟，象也；筮，数也。”杜预注：“龟以象示，筮以数告。”可见筮的本质是数。筮字从竹从巫，就从筮可知，筮原是一种沟通神灵的巫术活动。《吕氏春秋·勿躬篇》《世本》《说文》均言“巫咸作筮”，是为证。“筮”字从竹说明最早的占筮法是用竹棍进行，后来才用蓍草。原始人用竹棍或茎草按一定方式演算，通过演算所得的数来推断吉凶，“以通神明之德”，沟通万物。而八卦正是宇宙万物的概括，通神的象征物，于是筮数与八卦有了瓜葛。 原始八卦符号来源于原始筮数的推论，近年来已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明。在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湖北孝感出土了六件西周初年的铜器，其中一件称中鼎，其铭文末尾有两个数字组成的“奇字”。1950年，在河南安阳四盘磨村出土了卜骨和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村西周遗址出土的卜骨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数字和奇字。对此，学者们开始作出许多推论。郭沫若认为是“族徽”，唐兰以为是“文字”，但均不能揭示其本质。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发表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指出“这种纪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想到《周易》的九六”。到了1978年底，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张政＠④先生具体运用《易系辞》所载八卦揲蓍法的原理来解释这些纪数符号，认为它们是八卦的数字符号，从而为学界所公认。原来这些“奇字”，都是由三个或六个数字构成，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均可转译为《易》卦。如“五五六八八一”，便是上震下巽的《益》卦。“八六六五七八”便是上坤下离的《明夷》卦，“七八七六七六”，便是上离下坎的《未济》卦。1981年《考古》第一期，也发表张亚初、刘雨的文章《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收集类似商周筮数三十多个。这些筮数不仅见于卜骨和青铜器，而且还见于陶器。这进一步证明了《周易》八卦源于数字卦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