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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华古史，径自从通史着手，看来决不是捷径。事实上，与我同代的某些思想史研究者，就根本不分什么断代。但缺乏断代史的根基，确是严重地制约了他们的学术水平。在此只能率直地举些实例。林彪事件後，毛泽东提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几部趋时附势的哲学史应运而生。其写作办法大约就是从文革前的相关作品中转抄而已。一位人称是某门四大高足之一，据说是某门出作品，须由他负责把关。他参加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写作。我很快发现了其中引用叶適《水心文集》的一段错误，其具体内容後面还要交待。我就告诉了这位先生，他不信我的话，又去转问郦家驹先生，王曾瑜说得对不对？我得知後，心想，这何须问人，自己查对一下《水心文集》，不就完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都不会做？文革结束後，有一次，在图书馆，听一位研究生问一位治思想史的老师：“《元和郡县志》找不到？”不料回答竟是“丢了吧”。我只能摇头叹息，心想：“怎么连这本书都不知道？”类似的情况碰到几次，我不由说句刻薄话：“这些搞思想史的人，简直就是一脑袋浆糊！” 我参加了几次思想史研究生的答辩，发现此类论文的通病，正是缺乏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的知识，送了一位学生一句话：“不但要腾云驾雾，也应当学会立地生根。”前述那位治思想史者，因为当领导的虚荣心，经常喜欢写点什么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之类的泛论文章。我总认为，他缺乏断代史的根基，行吗？我看过一点他的作品，由于对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的知识根底浅薄，只能是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的文字，本人很可能自我感觉良好，也可糊弄外行，行家谁也不会认可他学识高深。 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71页有一段精辟的议论：“一般人都比较喜欢讲抽象问题，尤其现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趋向。这或许是因为面对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像力；甚至于仅获得少数资料，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观的贯穿，痛快淋漓的发挥一番，满足自己的发表欲；至于具体问题，总认为繁难，不易见功。但事实上，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抽象问题，虽然原则上也是如此，但未必如此，也许自己辛苦经营，以为发千古之覆，心满意足，但他人看来，可能付之一笑！”关键在于治史者确有学问的根底，方能对一些纵贯古今的问题，作出有真知灼见的深入阐述，而不流于泛论或胡说。古语云：“刻鹄不成尚类鹅，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没有断代史根基，倒不如先从具体的断代史研究着手，不应好高骛远，企图由自己解决通史的大问题，阐发重要的历史规律。 我一不通先秦典籍，二不懂佛经，三只是稍稍涉猎点《道藏》，对思想史研究尚有自知之明。自己也写点文章，只能说是敲边鼓，根本说不上登堂入室。尽管眼高手低，我在《从古“宇宙”词义谈古人的宇宙观》一文中，还是对不少思想史作品提出了四条意见，我想，这四条仍是中肯的。其中第四条说：“治思想史固然需要腾云驾雾，也需要立地生根。后者是指需要有各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的知识，避免出硬伤，闹笑话。此类情况，在思想史的论著中并不少见。” 八、辽宋金史料的特点：辽宋金史的史料，可说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卷帙的浩繁。由于当时雕版印刷的发达，传世文字资料之多，超过了先秦至隋唐的史料之总和。当然若与明代，特别是清代的传世史料相比，又属小巫见大巫。在此不妨将唐宋两代史料作比较。唐代史料的篇幅已相当庞大，但较为集中，其大部分史料有影印本或标点本，对使用者有相当大的便利。然而宋代史料散漫于各种丛书之类，有的还是图书馆珍藏之善本或抄本。即使如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亦非应有尽有。尽管近二、三十年间，大量古籍的出版，对利用宋代史料带来颇大便利。但无论如何，查阅和搜集宋代史料的难度，仍比唐代史料大得多。 史料丰富，则难于遍阅，但游刃馀地亦大。一些前辈优秀学者，自《尚书》、《诗经》至《唐书》、《通鉴》，堪称烂熟于胸，然而自宋以下，面对汗牛充栋之简牍，亦不无难于淹贯之感。就我们这一代治史者而言，有人可通读秦汉至隋唐之旧籍，却无人能遍览天水一朝之遗著。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贯通辽宋金一代之史，其难度更大于掌握秦汉至隋唐数代之史。 第二是分佈之不均。有人说，辽宋金代是中国史上又一个南北朝，这是不错的。然而在南北朝时，北朝与南朝的传世史料大致是均衡的，无偏轻偏重的问题。辽宋金代的史料却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故研究辽、西辽、西夏、金、回鹘、喀喇汗、吐蕃、大理等史者，则以其记述之略为苦，而研究宋史者，又以其载籍之繁为难。在文字上自然以汉文为主，其他如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成了死文字，而唯有西夏文今存有俄藏黑水城的文献等，尽管大部份为佛经，仍有相当高史料价值。至于回鹘文、喀喇汗国文、古藏文等文献，有的也相当丰富。 宋朝史料比上有馀，比下不足。即使与史料已经相当丰富的唐史研究相比，宋史研究也有更大的游刃馀地，可以作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在原先起点较低，未开发或未深入研究的课题颇多的情况下，花费同等的劳动量，有可能收获较多的成果。清史研究的史料汗漫无际，发现和使用新史料，提出新证是比较容易的，但也容易被更新的研究所取代。相形之下，宋史研究只要确是认真下功夫的成果，一般是易于经受时间的检验。 九、通读、浏览和抽查相结合：依据辽宋金代史料的特点，似宜采取通读和浏览相结合的方式，而不宜像隋唐等代的史料那样，可单纯采用通读的方式。在史料少的断代，无疑必须强调精读史料，完全应当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因而能在人人都能阅读的史料中，探赜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精辟的新论。 通读基本史料无疑是研究辽宋金史最重要的基本训练。辽宋金史的基本史料大致有《宋史》、《辽史》、《金史》、《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八部，其卷帙之巨，已很难做到精读。一般说来，是通读基本史料，而对其他史料则不妨采用一目十行式的浏览。即使是基本史料中的某些部分，如《宋史》的天文、律历等志，《宋会要》的礼、乐等类，也或可浏览，或可暂时不读。此外，也不必刻板地定下先通读，後浏览的顺序，对基本史料的通读，可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范围，或先或後，有所侧重，与浏览一般史料相结合，逐步进行。但若对上述八部基本史料不愿下通读的功夫，则势必极大地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对辽宋金史元史愿作一体化研究，则《元史》当然也是基本史料。 浏览是指从头到尾，一目数行或一目十行式地泛读。如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漆侠先生《宋史学习漫谈》[8]都已提及。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第一，浏览一般史料，至少应在部分基本史料已经通读的基础上进行；第二，一般史料也应按自己的课题，采用浏览和通读相结合的方式，需要灵活掌握。例如要研究民族英雄李纲、宗泽、文天祥等，当然就必须通读他们的文集。 浏览不同于抽查，使用史料不可能没有抽查。抽查一般适用于对某部史料通读或浏览之後。目前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是很便于抽查的。 通读史料，即使是最认真、最细致的阅读，也决不可能将史料中所有有用的记载一览无馀。随着研究的深入，几乎无例外地产生重新通读或浏览的需要。在重新阅读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现不少自己以往视而不见的记载 。 有的聪明人走“捷径”，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写作能力，将别人的论著改头换面，综合改造，甚至于根本不看或不查史料，似乎是相当省力省时。此类人或被称为“二道贩子”。然而二道贩子的作品也必然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由于作者底气不足，不时会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和笑话，行家一般谓之硬伤。第二，他们的作品往往只是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成为蒸冷饭式的作品。其中最高明者，至多是对前人研究提出点异议，仍不可能超脱前人研究的窠臼，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漆侠先生对此讥讽为“为辕下驹”，[9]是很有道理的。如若有成为名家、大家的志向，切莫走此“捷径”。 一○、古籍电脑软件：目前古籍电脑软件尽管还是处于原始发展阶段，有不少的缺点，却已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数倍，甚至数百倍、成千倍地提高查史料的效率。我常说，自己治史，过去是手工生产阶段，如今算是进入了机器生产阶段。我通过一些治思想史研究生的答辩，发现治思想史者常泛用宇宙观一词，才想到应为此写一篇文章。《从古“宇宙”词义谈古人的宇宙观》一文全靠古籍电脑软件检索，但还是与核查书本相结合。完工後，不免感慨说，如果未使用古籍电脑软件之前，凭自己的学力，这个题目确是连想都不敢想。就是在前辈学者中，只怕也只有张政烺先生方可胜任。如《明儒学案》一书，即使要浏览一遍，只怕也须用两三天，我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检索，大约只花了三十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