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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辽宋金史杂谈(下)(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南大学学报》 参加讨论

    

应当指出,治史所需的专门知识尚多,例如古文的标点和校勘,对此我另有专文。此外如古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比较语言学等,都有重要性。各断代对各种专门知识的需求也有所侧重或不同。我对于如古文字学之类都是外行,无法在此多谈。
    一五、论著的写作:历史作品当然应多样化,但治史之初,只怕是以写论文为宜。进而可以写专著、断代史、通史、专史之类。专史其实要求有贯通历朝历代的功力,真正成功的专史很少。就我所见,如前辈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周锡保先生《中国古代服饰史》,是凤毛麟角。如今一反文革前冷落状态,中国通史出了不少,但真正有质量、有特色者,似一部也没有。有的卷帙堪称惊人的庞大,其实是各断代史的许多作者撰写的大拼盘,根本缺乏相互衔接和贯通,不能融为一体,主编根本没有学力对全书作贯通式的审核和修改。在我看来,当此类空头主编,又有什么意思?但不少人却是极其热衷,以此为荣。其实,这无非显示了此类主编的无能,至少是学力不足。我常说,有本事自己写,没本事拉倒,如果确实需要与人合作,就应当是平等的合作。活了多大年纪,难道连学界这点起码的道德规范都不懂?至于某人编论文集,也完全依过去的做法,就说某人编,何必称主编。通史水平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断代史研究的深入与质量。通俗读物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十分重要,撰写此类作品,必须做到既能深入,又能浅出。然而专业治史者往往有能力深入,却无能力浅出。如果仅仅是浅入而浅出,像如今中央电视台不断捧出的一些浅薄的明星那样,也许会轰动一时,糊弄外行媒体和一般读者,实际上却是传播不少错误的历史知识和观点,并不利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论文当然是以具体问题的研究为宜,前面说过,切忌写那些浅薄的通论性文章。论文突破性之大小,应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论文的突破性,或是他人已经做过研究,可以深入,甚至大幅度深入以及矫正前人研究的失误者,或是别人尚未做过研究者。特别是宋史领域,论文的选题似比隋唐史容易。论文若无突破性,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其实是丧失发表价值,说得重一点,只能是给作者出乖露丑。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是炒冷饭,还须加点盐油之类,有的文章只能谓之蒸冷饭。但不可否认,因各种原因和需要,蒸冷饭的文章还是不断出现,这也与审稿的水平和责任心有关。断代史,特别是专著,往往不可能是有全新的突破性,必须继承,也可说是照抄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也应有相当比例必须发前人之所未发,即有部分的突破性,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创,方算是成功之作。
    此外,史料的丰富和使用的准确,也应是衡量论文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尽管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要求作者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没有任何遗漏,仍是不适当的苛求。然而若是没有掌握重要的、关键性的史料,当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
    就个人的经验和习惯而言,特别是在使用电脑写作後,第一,不要等自己认为将史料搜集齐备,再进行写作,而可以边搜集史料,边写作,边修改,功效会较高和较快。任何人开始接触一个课题,不大可能将相关的问题考虑得那么周全,相关史料也不可能搜集得那么齐备。唯有通过写作,方能不断发现原先自己考虑不到的问题,方能使原先视而不见的相关史料,不至于在自己眼皮底下逃脱。当年我答应中华书局写《宋朝兵制初探》,自然对宋朝军制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但积累的卡片仅数十张,完全不足供写书之作。我的办法是先立一简单的提纲,然後一面以通读、浏览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读书,抄卡片,一面就进行写作。一张四百字的稿纸,我只写一半,而留下约二百字的空间,准备修改和补充。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抄了一盒卡片,也写完了书稿。如今人们使用电脑写作,自然更方便得多。通过读书和写作,确是发现不少自己原先想不到的细节问题。例如“债帅”,是在读书过程中发现的,但当时已无法再回头翻阅已读过的史料。现在有了古籍电脑软件,就方便多了,可以输入“债帅”一词,以事补救。
    第二,在一段时间内,同时进行两三部,甚至四五部文稿的写作,功效较好。较长时间盯住一部文稿,头脑容易疲劳,如果在一天之内,适时换一下文稿,似乎可以促进头脑兴奋。此外,也可收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之效。
    我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有一本书主义,现在应当提倡多本书主义。”当年反右派时,批判作家丁玲说“一本书主义”。在电脑时代,人们治史的工作效率较前大为提高。我常对学生提议,希望他们能每隔两三年,拿出一部有份量的史学专著,这是完全可能的。
    十六、外语:我们这代人的另一个弱项,是外语能力,除了像南京大学陈得芝、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等很少数人之外,外语都是不行的。下一两代治史者,外语能力肯定强于我们,但也有人怕学外语。希望以我们缺少外语能力为诫,认真掌握一种至数种外语,多多益善。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应没有外语能力。依我之见,至少应通英、日两种外语。
    我们这代人的外语差,也是由时代造成的。第一,学外语必须细水长流,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年轻时,所谓统率一切的政治恰好强制我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二,最初的要求就是偏低。大学时代,要求我们的外语水平是阅读能力。後来方知,学外语首先必须从听力着手。外语是否过关,只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否用外语进行专业对话。能用外语撰写论著,固然是更高的标准,只怕是苛求了。
    1980年,在北京举行中美史学交流会。著名的前辈秦汉史和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趁休会期间,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这些中年人说,史学的国际交流今後势必扩大,大家应当学好外语。可惜我当时并不重视王先生的告诫,认为自己损失了十馀年时间,治宋史尚且自顾不暇,没有功夫学外语。等自己觉悟到这个问题,却是为时已晚。自己到了五十左右,外语就学不进了,过不了关。
    我们学生时代,因政治原因,俄语是第一公共外语。大家最头疼的是其繁琐的语法。後来据张泽咸先生转述姜伯勤先生的体会,俄语其实比英语容易掌握。最初学日文,因为有汉字,似乎容易。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的中华古史论文,我们常说,不懂日文者,也可连懵带猜,懂一半。後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就是要认真当一门外语学。我曾译过两篇日文论文,估量一下所花的时间,竟是写汉文论文的七倍,所以就不想再从事翻译了。其结果当然是日文水平更加退化。可惜两位原作者,特别是比我年轻约十岁的津田芳郎先生,竟都成了故人。但当时津田先生认为,我的翻译一般还是准确的。我的一个亲戚的夫人是日本女士,有一回相聚,我对他们说,依我体会,中国人学日文有两点最头疼之处。一是发音,汉字的发音一般是一字一音,而日本汉字的发音是一字多音,且完全是习惯,无任何规则可循。二是日本的外来语,由于拼音不准,加之有的语汇语义改变,连西方人学日语也觉头疼。那位日本女士以为我说得对。
    我见到美国人强化中文训练的情况,将一群学生集中住宿营,要求彼此不能说一句英语,成天说汉语,值得我们效法。一些研究生可以自行组织起来,依此办法强化外语训练。
    不同民族的语言障碍是很大的。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一位美国汉学家翻译我的文字,将“全国”译成“the Country of Quan”。换成中国人,绝对不会将“全”字理解为国名。二是一位日本学中文的青年为我翻译,问我文中的“开门见山”是何意思。弄得我支支吾吾,一时竟说不清楚。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对史料研读得不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免了。田浩说,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昧,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
    中国人治中国古史,固然也有古今的语言障碍,但毕竟比外国人小。然而外国人治中国史确有他们的长处。依我的体会,如西方人善于将西方史与中国史作有深度的对比,这与中国一些提倡比较史学者,不可同日而语。总的说来,与外国学者相处,理应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以人之长,攻己之短。当然,对他们的某些史论、论证和方法也还是用得着前面一句话,择善而从。
    

以上谈了十六条,全无系统,故谓之杂谈。在浮躁的学风,各种学术腐败方兴未艾之际,什么大师、大家之类桂冠满天飞,人以得之为荣。至少我并不觉得有何荣耀。十多年前,我撰文强调上世纪後五十年间,中国大陆其实并未出过一位学术大师。漆侠先生表示同意。我还提出了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其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他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说但愿在下一世纪,中国史学和宋史界能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出现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至于所谓大家,我也说不清有什么标准,只是公开表示自己不必谬充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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