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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治史所需的专门知识尚多，例如古文的标点和校勘，对此我另有专文。此外如古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比较语言学等，都有重要性。各断代对各种专门知识的需求也有所侧重或不同。我对于如古文字学之类都是外行，无法在此多谈。 一五、论著的写作：历史作品当然应多样化，但治史之初，只怕是以写论文为宜。进而可以写专著、断代史、通史、专史之类。专史其实要求有贯通历朝历代的功力，真正成功的专史很少。就我所见，如前辈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周锡保先生《中国古代服饰史》，是凤毛麟角。如今一反文革前冷落状态，中国通史出了不少，但真正有质量、有特色者，似一部也没有。有的卷帙堪称惊人的庞大，其实是各断代史的许多作者撰写的大拼盘，根本缺乏相互衔接和贯通，不能融为一体，主编根本没有学力对全书作贯通式的审核和修改。在我看来，当此类空头主编，又有什么意思？但不少人却是极其热衷，以此为荣。其实，这无非显示了此类主编的无能，至少是学力不足。我常说，有本事自己写，没本事拉倒，如果确实需要与人合作，就应当是平等的合作。活了多大年纪，难道连学界这点起码的道德规范都不懂？至于某人编论文集，也完全依过去的做法，就说某人编，何必称主编。通史水平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断代史研究的深入与质量。通俗读物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十分重要，撰写此类作品，必须做到既能深入，又能浅出。然而专业治史者往往有能力深入，却无能力浅出。如果仅仅是浅入而浅出，像如今中央电视台不断捧出的一些浅薄的明星那样，也许会轰动一时，糊弄外行媒体和一般读者，实际上却是传播不少错误的历史知识和观点，并不利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论文当然是以具体问题的研究为宜，前面说过，切忌写那些浅薄的通论性文章。论文突破性之大小，应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论文的突破性，或是他人已经做过研究，可以深入，甚至大幅度深入以及矫正前人研究的失误者，或是别人尚未做过研究者。特别是宋史领域，论文的选题似比隋唐史容易。论文若无突破性，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其实是丧失发表价值，说得重一点，只能是给作者出乖露丑。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是炒冷饭，还须加点盐油之类，有的文章只能谓之蒸冷饭。但不可否认，因各种原因和需要，蒸冷饭的文章还是不断出现，这也与审稿的水平和责任心有关。断代史，特别是专著，往往不可能是有全新的突破性，必须继承，也可说是照抄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也应有相当比例必须发前人之所未发，即有部分的突破性，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创，方算是成功之作。 此外，史料的丰富和使用的准确，也应是衡量论文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尽管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要求作者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没有任何遗漏，仍是不适当的苛求。然而若是没有掌握重要的、关键性的史料，当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 就个人的经验和习惯而言，特别是在使用电脑写作後，第一，不要等自己认为将史料搜集齐备，再进行写作，而可以边搜集史料，边写作，边修改，功效会较高和较快。任何人开始接触一个课题，不大可能将相关的问题考虑得那么周全，相关史料也不可能搜集得那么齐备。唯有通过写作，方能不断发现原先自己考虑不到的问题，方能使原先视而不见的相关史料，不至于在自己眼皮底下逃脱。当年我答应中华书局写《宋朝兵制初探》，自然对宋朝军制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但积累的卡片仅数十张，完全不足供写书之作。我的办法是先立一简单的提纲，然後一面以通读、浏览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读书，抄卡片，一面就进行写作。一张四百字的稿纸，我只写一半，而留下约二百字的空间，准备修改和补充。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抄了一盒卡片，也写完了书稿。如今人们使用电脑写作，自然更方便得多。通过读书和写作，确是发现不少自己原先想不到的细节问题。例如“债帅”，是在读书过程中发现的，但当时已无法再回头翻阅已读过的史料。现在有了古籍电脑软件，就方便多了，可以输入“债帅”一词，以事补救。 第二，在一段时间内，同时进行两三部，甚至四五部文稿的写作，功效较好。较长时间盯住一部文稿，头脑容易疲劳，如果在一天之内，适时换一下文稿，似乎可以促进头脑兴奋。此外，也可收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之效。 我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有一本书主义，现在应当提倡多本书主义。”当年反右派时，批判作家丁玲说“一本书主义”。在电脑时代，人们治史的工作效率较前大为提高。我常对学生提议，希望他们能每隔两三年，拿出一部有份量的史学专著，这是完全可能的。 十六、外语：我们这代人的另一个弱项，是外语能力，除了像南京大学陈得芝、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等很少数人之外，外语都是不行的。下一两代治史者，外语能力肯定强于我们，但也有人怕学外语。希望以我们缺少外语能力为诫，认真掌握一种至数种外语，多多益善。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应没有外语能力。依我之见，至少应通英、日两种外语。 我们这代人的外语差，也是由时代造成的。第一，学外语必须细水长流，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年轻时，所谓统率一切的政治恰好强制我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二，最初的要求就是偏低。大学时代，要求我们的外语水平是阅读能力。後来方知，学外语首先必须从听力着手。外语是否过关，只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否用外语进行专业对话。能用外语撰写论著，固然是更高的标准，只怕是苛求了。 1980年，在北京举行中美史学交流会。著名的前辈秦汉史和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趁休会期间，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这些中年人说，史学的国际交流今後势必扩大，大家应当学好外语。可惜我当时并不重视王先生的告诫，认为自己损失了十馀年时间，治宋史尚且自顾不暇，没有功夫学外语。等自己觉悟到这个问题，却是为时已晚。自己到了五十左右，外语就学不进了，过不了关。 我们学生时代，因政治原因，俄语是第一公共外语。大家最头疼的是其繁琐的语法。後来据张泽咸先生转述姜伯勤先生的体会，俄语其实比英语容易掌握。最初学日文，因为有汉字，似乎容易。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的中华古史论文，我们常说，不懂日文者，也可连懵带猜，懂一半。後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就是要认真当一门外语学。我曾译过两篇日文论文，估量一下所花的时间，竟是写汉文论文的七倍，所以就不想再从事翻译了。其结果当然是日文水平更加退化。可惜两位原作者，特别是比我年轻约十岁的津田芳郎先生，竟都成了故人。但当时津田先生认为，我的翻译一般还是准确的。我的一个亲戚的夫人是日本女士，有一回相聚，我对他们说，依我体会，中国人学日文有两点最头疼之处。一是发音，汉字的发音一般是一字一音，而日本汉字的发音是一字多音，且完全是习惯，无任何规则可循。二是日本的外来语，由于拼音不准，加之有的语汇语义改变，连西方人学日语也觉头疼。那位日本女士以为我说得对。 我见到美国人强化中文训练的情况，将一群学生集中住宿营，要求彼此不能说一句英语，成天说汉语，值得我们效法。一些研究生可以自行组织起来，依此办法强化外语训练。 不同民族的语言障碍是很大的。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一位美国汉学家翻译我的文字，将“全国”译成“the Country of Quan”。换成中国人，绝对不会将“全”字理解为国名。二是一位日本学中文的青年为我翻译，问我文中的“开门见山”是何意思。弄得我支支吾吾，一时竟说不清楚。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对史料研读得不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免了。田浩说，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昧，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 中国人治中国古史，固然也有古今的语言障碍，但毕竟比外国人小。然而外国人治中国史确有他们的长处。依我的体会，如西方人善于将西方史与中国史作有深度的对比，这与中国一些提倡比较史学者，不可同日而语。总的说来，与外国学者相处，理应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以人之长，攻己之短。当然，对他们的某些史论、论证和方法也还是用得着前面一句话，择善而从。 以上谈了十六条，全无系统，故谓之杂谈。在浮躁的学风，各种学术腐败方兴未艾之际，什么大师、大家之类桂冠满天飞，人以得之为荣。至少我并不觉得有何荣耀。十多年前，我撰文强调上世纪後五十年间，中国大陆其实并未出过一位学术大师。漆侠先生表示同意。我还提出了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其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他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说但愿在下一世纪，中国史学和宋史界能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出现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至于所谓大家，我也说不清有什么标准，只是公开表示自己不必谬充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