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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更需要强调，使用古籍电脑软件，决不可能取代对史料的通读、浏览和抽查，特别是对基本史料的通读。古籍电脑软件不可能帮助学术懒汉。事实上，一些勤奋的研究生也很快发现，不能完全依赖电脑软件，必须认真读书。 使用久了，发现使用古籍电脑软件并非全无诀窍，可举两例。朱瑞熙等先生与我合作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再版，我查到第350页朱瑞熙先生引清代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之说，妇人自称“奴”始于宋代，总觉得此说无十分把握。就使用《四库全书》电脑软件，不料竟有两三万个“奴”字。我考虑一下，决定其他书不查，单查两部书，即《太平广记》和《全唐诗》，结果果然在前一书中找到了唐代女子自称“奴”者。为什么单找这两部书呢？这还不是凭藉以前的阅读和使用经验，知道如《全唐文》等就不必找。 我写《中国古代的丝麻棉续编》一文，得知《广志》一书载有“柞蚕”。但自己毕竟对魏晋南北朝史不熟悉，不知此书来历。就将“广志”作为关键词，输入古籍电脑软件，结果意想不到竟显示了约上千处。如以天下之广，志在如何如何之类。我考虑一下，决定其他书不查，单查两部书，即《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这当然也是基于自己的治史基础。还是印证了一句成语，熟能生巧。 一一、史料的搜集和查对：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总需要按自己的研究范围，搜罗尽可能多的相关资料。有些前辈优秀史家，如陈寅恪先生等，由于对史料的烂熟，可全凭记忆，能很快从史书中检索到相关的资料。这只怕大多数人做不到，特别是自宋以降，史料更多。张政烺先生就对我说，读书总要留点记录，否则过後会忘记。前辈学者有的在书上作眉批，有的夹纸条，等等。吴晗先生对我们做报告，是强调做卡片。 一般说来，当时抄录卡片，须记录书名、卷码、篇名等，但版本是否记录，则可灵活掌握。依个人的体会，当时学会做资料卡片，似可说是结束爬行状态，走向独立研究的一个标志。进历史所之初，年长十岁的张泽咸先生成了自己第一个良师益友。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後，我的习惯做法，是在卡片上附写路州县，有的地名较熟悉，只注州或县即可。时间或用年号，或用某帝的头一字。如事件大致发生于宋光宗在位前後，就注“孝、光、宁”。此後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卡片也可不以摘录史料为限。我看过朱瑞熙先生的卡片，比我做得细致，甚至剪下报上的一条小资料，也贴在卡片上。 并非所有的资料，都有抄录卡片之必要。一般说来集中的资料，可以不抄，不常见的、零星或易于遗漏的资料，则须要抄录。如研究宋朝经济，《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的田赋等考自然可以不抄，但也不能绝对化。若研究和籴，《宋史·食货志》的和籴篇自然不须抄，但其他各篇一些零星的和籴记载仍可抄录。 卡片积累较多，自然需要分类。经常会出现一张卡片，几处有用。当时只能卡片放一处，其他各类另立索引卡片。随着研究的进展，卡片也经常需要重新分类。如今中、青年学者使用电脑，复制资料自然更为方便。但上述抄卡片的经验并非全无参考价值。 史料的使用，首先是不能相信自己抄录的卡片，应当反复核对原书。今人为吴晗先生出版《朱元璋传》，就发现不少错误，甚至无法找到相关史料，这就是他过分相信自己的抄录所致。我的习惯是定稿时逐条核对，看校样时还是逐条核对，事实证明，这种办法也只是降低错误率，而不能完全消灭错误。例如我在《宋朝兵制初探》第308页，引《齐东野语》记载，说杨存中第六女出嫁时，拨给良田千亩。後蒙方健先生来信赐正，应为杨存中得知六女生子而拨田。我当时虽查对原书，却并未通读叙事的前後文，说明自己治学的粗疏。 自己的资料卡片尚不足信，转引别人论著中的史料，更须慎重行事。记得自己治史之初，张泽咸先生特别告诫我，凡是看到别人引用的史料，务须查对原书。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60页也强调了“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今举一实例。吕振羽先生为标点本《叶適集》作序，引《水心文集》卷29《题姚令威〈西溪集〉》一句话：“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谬。”以此作为叶適主张唯物论之证据。姚令威名宽，叶適在此结论前讲一段故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下时，“举朝上下无不丧胆”，主张“退走”。唯有姚宽称自己观察天象，“皆贼必灭之兆，未几，亮果自毙”。叶適是从上述荒诞的迷信旧事中，得出上述结论，而为吕振羽先生所断章取义，然而後出的几部思想史中，对吕振羽先生的错误引证，又辗转传抄。如1973年版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也转引此说，而前述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第377页又将“姚令威”讹为“姚全威”。 程民生先生在《中国北方经济史》後记中的一段文字：“学问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史料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不核对史料尤其是不核对转引的史料，不注明所引书目版本，是非常可怕的。在我阅读今人有关论著时，总是对所需史料予以核对，发现竟然将近一半有错，或多字、漏字，或误解，断章取义，或将不同朝代的两篇文章当成一篇，更有将卷数、篇名、作者注错乃至将书名注错。有时为核对一条史料，费时一天才找到--压根不在所注书中！及至核对本书初稿时，发现原来碰到的莫名其妙现象全部重现，不禁出了一身身冷汗。”这是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治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尽可能准确地使用史料的经验谈，值得我们每一位治史者参考和效法。 宋朝史料散漫，远不如唐朝史料集中，核对工作确是费时费力，却更是非做不可。看校样是最累最苦的工作，这是收获研究成果时最後一道，也是最难过的关口。稍一不慎，错讹就会在目睫之下逃脱。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大，校读能力却是在不断降低，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治史者，理应把好这发表成果的最後一关。 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49-50页中将“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後期改编过的史料”，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对辽宋金史而言，宋元时的记录，大致都可作为原始史料，成书于明清的《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等，一般不宜作为原始史料。但即使是宋元史料，对其原始性也须作具体分析。如岳珂《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24《张宪辨》抄录《三朝北盟会编》，因脱漏“枢密院职级严师孟、令史刘兴仁推勘，师孟、兴仁以”二十字，就写成了枢密院“属吏王应求请于俊，以为密院无推勘法，巩坏乱祖宗之制”。一名张俊的爪牙王应求，对张宪的刑讯逼供者，反而写成了反对违法审讯的良吏。这当然只能以《三朝北盟会编》为准。如何确定史料的原始性，主要在于广泛阅读史料，并将相关记载进行排比对照。上面说《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等一般不宜作为原始史料，但明清方志，甚至民国方志中，也有照抄宋方志等记载，其他明清的记载中，也仍有在宋元史料中见不到的记载，照样是原始史料。如郭光先生在《岳飞集辑注》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一文中，[10]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宋人《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一作‘足’）以明其心事。”就有其原始性，成为判明《满江红》确为岳飞所写的重要证据。 搜罗史料的范围宜宽不宜窄，但事实上又不可能太宽。在古籍电脑软件问世前，如果仅为一个不大的课题，翻阅大量史料，而听任很多有用的资料从自己眼下或手中滑脱，是很不经济的。从另一方面看，在通读和浏览某部史料时，一般决不可能将其中有用的史料一网打尽，搜剔无遗。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就方便多了。尽管如此，搜罗史料，仍可采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所谓重点，是指大的研究范围，而不应是个别课题。最初个人以经济史研究为主，但看到有关政治、军事、文化等有兴趣的史料，也随手抄录。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蒙季平先生厚意，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约稿，正好抄录几条南宋初四川抗金的史料，再结合常见的史料，就较容易地写了《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若无早先顺手牵羊的史料积累，就写不成此文。现在自己有一习惯，如发现有可写的问题，就在电脑中立一文件，将自己的思考和某些史料输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特别人到老年，更容易忘却。往後偶见相关史料，有某些想法，即可再次输入此项文件。随着时日推移，积累多了，就容易写成相关论文。 一二、生长点和跳槽：陈振师兄曾与我交谈，两人一致认为，阅读宋朝的大部分史料，在某些领域和课题提供有价值的成果，这应是我们一代人宋史研究的极限。我研究辽宋金史实际上也有三十多年，应当重复本文开头的说法，自己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课题仍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更不论随着科学的昌明，人们还会不断提出和开拓新的领域和课题。 治史之初，网不宜撒得太大，须知撒网易，收网难，什么问题都想研究，结果什么问题也研究不好。邓广铭先生告诫我们这些学生，在治史之初，要选择自己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