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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治史似不宜长久地攻其一点，不及其馀，这容易拘束自己的视野。如能适时转移阵地，甚至从事几个关系较远的课题研究，反而会触类旁通。即使看来自己的研究课题仍有深入的馀地，也可适时收兵，过若干年後，再杀回马枪，重新进行旧课题的研究，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我使用一个通俗的字眼，就是跳槽。 从一个到几个生长点开始，由点连线，由线织网，不断提高史学素养，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前面说长期拘限于断代史研究，确有可能成为井底之蛙。如若长期盯住一点不挪动，岂非成了千米深井下的蛙。特别在电脑时代，即使在一个不大的研究范围内徜徉，也难以说治史有大出息。目前社会经济史门庭冷落，而唐宋变革论却香火颇旺。一些学者颇愿将自己的选题戴上唐宋变革论帽子，其实，究某些论著的内容，似不必戴此帽子。依我之见，欲谈变革论，只怕首先应从社会经济史着眼，而正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一些学者如果不从自己的研究范围跳槽，认真对唐宋社会经济史下功夫，只怕难以有真正有份量的发言权。时或听人说，对某类课题感兴趣，而对某类课题不感兴趣。依我之见，尤其要强迫自己从事不感兴趣的课题，通过研究实践，产生和增加兴趣。 一三、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研究学问，客观上存在一个由浅入深，自小到大的过程。有的人在治史之初，就企图一鸣惊人，不屑于认真研究史料，对具体课题下扎实功夫。他们为创造和构筑自己的大理论体系，宁肯天天冥思苦想。其实恩格斯早就告诫过当时的青年学者，治学不要急于自成体系。文革结束前，中国大陆史界流行的，正是不认真研读史料，不下细致研究功夫的“以论带史”和“大批判”文字。此类浅薄的通论性文字写多写久了，习惯成自然，便成了史界的空论家，误己误人。 在史学，特别是断代史领域内，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或曰宏观研究，不可能脱离个体性或部分性的研究成果，或曰微观研究的积累，平地而起的。邓广铭先生说：“如果不在一种正确的观点指引之下，而心中又无全局，这样就去进行微观的研究，则势必失之支离繁琐而无所统属；如果不在微观方面作一些踏踏实实的搜讨钻研，而好高骛远，专去从事于宏观的探讨，那等于没有坚牢精密的部件而更要拼凑为航空飞机，是不会不失败的。”[11] 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70页说：“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此说有一定道理，但理解也不必过于绝对化。目今历史专业的硕士生论文一般二万字，可算小题大做；博士生论文一般十万字以上，有的仍是小题大做，有的可算是大题大做。有志于治史者，最好是在硕士生阶段选择一个可在博士生阶段继续做的大题目，硕士生阶段完成其部分，而博士生阶段完成其整体。如果有长远的研究目标，即大处着眼，再一步一步扎实地做，即小处着手，最後准备出多部专著，就更好。 一四、四把钥匙和史讳：邓广铭先生当年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还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自己的治史实践证明，此说对研究中华古史，确是金针度人。 欲准确使用史料，除考证之外，也不能不涉及不少专门的学问。譬如中国古代特别的史讳学，治史者就不可不懂。宋英宗名赵曙，为避其名讳，当时将部署和都部署之官名改为总管和都总管。後来的史官修史，间或将宋英宗之前的部署和都部署，也改为总管和都总管，如果有史讳知识，就须在论著中，将宋英宗之前的总管和都总管的记载，一律改为部署和都部署。又如宋真宗和仁宗朝，有大臣名王曙，後世史官又间或改为王晓，若以为是两人，就错了。 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和历代官制史，一方面看，都是专门学问，有的可算是历史学的分支和辅助学科；从另一方面看，又是研究工作中几乎每日每时必然遇到的问题。不具备此类知识，就无以治史，也可说是治史的基础。当然，就各断代史而言，对上述知识之要求和难易也有颇大差异。 辽、宋、西夏、金、大理等都有自己的年号，其中如大理年号，尚须进一步专门研究，因各朝年号交叉，不时需要找历史年表核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某些年号的顺序，会逐步记忆。古史研究的时间概念，有时也须准确到日。如韩世忠黄天荡之战，历史记载说是四十八天，实际上从建炎四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其中三月为二十九天，正好是四十天。我稍稍读点《道藏》，各个篇章一般都未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这是目前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关键性障碍。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需要运用各种考证手段，例如参对《宋史·艺文志》等当时的目录书，研究各篇章中使用的史讳、名词等的时代性等。《道藏》研究特别凸现了年代学的重要性。我看过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由于没有解决上述年代学问题，加之对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知识不足，就难以说是高质量的。 辽宋金代地名繁多，特别是小地名的查对不易。时间久了，一般某府州军在哪个路，我还是可以记得，县以下就难说了，需要不时查《宋史·地理志》之类。在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时，我原拟将宋夏统安城之战列入词目，这确是重要的战役，然而因不能确定其今地名，只能作罢。我看到了《攻媿集》卷7《冯公岭》诗：“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是宋时梯田生产的生动描绘。但许久才从《方舆胜览》卷9找到了冯公岭是在处州，否则又如何引证。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此类问题有不少可以容易解决。 古人写文章，常喜欢用州郡的别名，却给今人带来许多麻烦。例如婺州，别名为婺女，有的治史者还误以为是指婺州的女子。再如相州，经张政烺先生引用《青箱杂记》卷8考证，是因为曹操修铜雀台之故，别名相台。如《方舆胜览》、《四库全书》本《记纂渊海》卷9至卷16记载了南宋的一些州的别名，也并不完全。湖州别名霅川，《记纂渊海》卷9作“郡號苕水、呉興、苕州、霅州、苕霅”，却漏落了更常用的霅川。宋理宗初，湖州潘壬、潘丙发动的拥戴济王赵竑的政变，宋人往往称霅川之变。欲将宋朝各州的别名整理，也是一件繁难的大工程，但会给治史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中国古代的官制变化，大致由简趋繁，又由繁趋简，而辽与宋神宗元丰改制前的官制，同属最为繁杂的阶段。要了解宋朝官制，有两条要领：一是注意元丰前後的差别，二是不能用循名责实的方法，因为宋朝官制的最大特点，正是名实乖离。第二条也同样适用于辽的官制。如果说辽官制也有另一条要领，就是北、南官制。在我治史之初，是企图遵从邓广铭师的教导，曾特别将《宋史·职官志》与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对读，不料限于自己当时的学力，简直一无所获。从此我畏惧官制的繁难，企图回避，并且认为我研究经济史，就可以回避。回想起来，给自己教训最深者，是发表《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我引用王巖叟奏，“提举（保甲）司之指挥使”一句。“指挥使”三字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1，而《宋史》卷192《职官志》作“指使”，《文献通考》卷153作“指挥”。我以三书参对，便想当然，断定是後两书脱字。此後懂得，作为提举保甲司之属官，应为指使，指挥使是宋军营一级的长官。至此才对自己以往躲避官制，後悔不已。目前有龚延明先生的《宋代官制辞典》给人们以极大方便。尽管如此，不少细节知识还须自己逐渐弄明白。 版本目录的一个原则，当然是尽量用好的版本，不用《四库全书》本。清修《四库全书》随意篡改古文，篡改辽金元代人名，然而相当比例的宋代史料却又只能以《四库全书》作为原始版本，使用时尤宜谨慎。如《北海集》卷７《赐川陕宣抚使司张浚诏》有“金人博勒卓别添生兵”，“博勒卓”似为人名，然而参对《宋会要》兵9之11，当作“金贼不住别添生兵”。居然将副词“不住”（不断），误改为人名。如此荒谬的篡改，不胜枚举。当然，《四库全书》本并非没有校勘价值。台湾黄宽重先生早就以《洺水集》为例，指明此点，在此不必另外举例。 我亲眼看到晚年的邓广铭先生不顾自己的年龄和体力，宁肯牺牲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对学生们校点的史籍，其实可算是史学的小学生作业，亲自批阅，令人感动。此类看似繁琐，对某些青年学者似乎是乏味的工作，却是涉及版本、目录、校勘等不少方面的，不可缺少的基本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