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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辽宋金史杂谈(下)(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南大学学报》 参加讨论

    

尽管如此,治史似不宜长久地攻其一点,不及其馀,这容易拘束自己的视野。如能适时转移阵地,甚至从事几个关系较远的课题研究,反而会触类旁通。即使看来自己的研究课题仍有深入的馀地,也可适时收兵,过若干年後,再杀回马枪,重新进行旧课题的研究,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我使用一个通俗的字眼,就是跳槽。
    从一个到几个生长点开始,由点连线,由线织网,不断提高史学素养,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前面说长期拘限于断代史研究,确有可能成为井底之蛙。如若长期盯住一点不挪动,岂非成了千米深井下的蛙。特别在电脑时代,即使在一个不大的研究范围内徜徉,也难以说治史有大出息。目前社会经济史门庭冷落,而唐宋变革论却香火颇旺。一些学者颇愿将自己的选题戴上唐宋变革论帽子,其实,究某些论著的内容,似不必戴此帽子。依我之见,欲谈变革论,只怕首先应从社会经济史着眼,而正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一些学者如果不从自己的研究范围跳槽,认真对唐宋社会经济史下功夫,只怕难以有真正有份量的发言权。时或听人说,对某类课题感兴趣,而对某类课题不感兴趣。依我之见,尤其要强迫自己从事不感兴趣的课题,通过研究实践,产生和增加兴趣。
    一三、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研究学问,客观上存在一个由浅入深,自小到大的过程。有的人在治史之初,就企图一鸣惊人,不屑于认真研究史料,对具体课题下扎实功夫。他们为创造和构筑自己的大理论体系,宁肯天天冥思苦想。其实恩格斯早就告诫过当时的青年学者,治学不要急于自成体系。文革结束前,中国大陆史界流行的,正是不认真研读史料,不下细致研究功夫的“以论带史”和“大批判”文字。此类浅薄的通论性文字写多写久了,习惯成自然,便成了史界的空论家,误己误人。
    在史学,特别是断代史领域内,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或曰宏观研究,不可能脱离个体性或部分性的研究成果,或曰微观研究的积累,平地而起的。邓广铭先生说:“如果不在一种正确的观点指引之下,而心中又无全局,这样就去进行微观的研究,则势必失之支离繁琐而无所统属;如果不在微观方面作一些踏踏实实的搜讨钻研,而好高骛远,专去从事于宏观的探讨,那等于没有坚牢精密的部件而更要拼凑为航空飞机,是不会不失败的。”[11]
    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70页说:“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此说有一定道理,但理解也不必过于绝对化。目今历史专业的硕士生论文一般二万字,可算小题大做;博士生论文一般十万字以上,有的仍是小题大做,有的可算是大题大做。有志于治史者,最好是在硕士生阶段选择一个可在博士生阶段继续做的大题目,硕士生阶段完成其部分,而博士生阶段完成其整体。如果有长远的研究目标,即大处着眼,再一步一步扎实地做,即小处着手,最後准备出多部专著,就更好。
    一四、四把钥匙和史讳:邓广铭先生当年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还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自己的治史实践证明,此说对研究中华古史,确是金针度人。
    欲准确使用史料,除考证之外,也不能不涉及不少专门的学问。譬如中国古代特别的史讳学,治史者就不可不懂。宋英宗名赵曙,为避其名讳,当时将部署和都部署之官名改为总管和都总管。後来的史官修史,间或将宋英宗之前的部署和都部署,也改为总管和都总管,如果有史讳知识,就须在论著中,将宋英宗之前的总管和都总管的记载,一律改为部署和都部署。又如宋真宗和仁宗朝,有大臣名王曙,後世史官又间或改为王晓,若以为是两人,就错了。
    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和历代官制史,一方面看,都是专门学问,有的可算是历史学的分支和辅助学科;从另一方面看,又是研究工作中几乎每日每时必然遇到的问题。不具备此类知识,就无以治史,也可说是治史的基础。当然,就各断代史而言,对上述知识之要求和难易也有颇大差异。
    辽、宋、西夏、金、大理等都有自己的年号,其中如大理年号,尚须进一步专门研究,因各朝年号交叉,不时需要找历史年表核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某些年号的顺序,会逐步记忆。古史研究的时间概念,有时也须准确到日。如韩世忠黄天荡之战,历史记载说是四十八天,实际上从建炎四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其中三月为二十九天,正好是四十天。我稍稍读点《道藏》,各个篇章一般都未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这是目前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关键性障碍。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需要运用各种考证手段,例如参对《宋史·艺文志》等当时的目录书,研究各篇章中使用的史讳、名词等的时代性等。《道藏》研究特别凸现了年代学的重要性。我看过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由于没有解决上述年代学问题,加之对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知识不足,就难以说是高质量的。
    辽宋金代地名繁多,特别是小地名的查对不易。时间久了,一般某府州军在哪个路,我还是可以记得,县以下就难说了,需要不时查《宋史·地理志》之类。在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时,我原拟将宋夏统安城之战列入词目,这确是重要的战役,然而因不能确定其今地名,只能作罢。我看到了《攻媿集》卷7《冯公岭》诗:“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是宋时梯田生产的生动描绘。但许久才从《方舆胜览》卷9找到了冯公岭是在处州,否则又如何引证。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此类问题有不少可以容易解决。
    古人写文章,常喜欢用州郡的别名,却给今人带来许多麻烦。例如婺州,别名为婺女,有的治史者还误以为是指婺州的女子。再如相州,经张政烺先生引用《青箱杂记》卷8考证,是因为曹操修铜雀台之故,别名相台。如《方舆胜览》、《四库全书》本《记纂渊海》卷9至卷16记载了南宋的一些州的别名,也并不完全。湖州别名霅川,《记纂渊海》卷9作“郡號苕水、呉興、苕州、霅州、苕霅”,却漏落了更常用的霅川。宋理宗初,湖州潘壬、潘丙发动的拥戴济王赵竑的政变,宋人往往称霅川之变。欲将宋朝各州的别名整理,也是一件繁难的大工程,但会给治史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中国古代的官制变化,大致由简趋繁,又由繁趋简,而辽与宋神宗元丰改制前的官制,同属最为繁杂的阶段。要了解宋朝官制,有两条要领:一是注意元丰前後的差别,二是不能用循名责实的方法,因为宋朝官制的最大特点,正是名实乖离。第二条也同样适用于辽的官制。如果说辽官制也有另一条要领,就是北、南官制。在我治史之初,是企图遵从邓广铭师的教导,曾特别将《宋史·职官志》与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对读,不料限于自己当时的学力,简直一无所获。从此我畏惧官制的繁难,企图回避,并且认为我研究经济史,就可以回避。回想起来,给自己教训最深者,是发表《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我引用王巖叟奏,“提举(保甲)司之指挥使”一句。“指挥使”三字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1,而《宋史》卷192《职官志》作“指使”,《文献通考》卷153作“指挥”。我以三书参对,便想当然,断定是後两书脱字。此後懂得,作为提举保甲司之属官,应为指使,指挥使是宋军营一级的长官。至此才对自己以往躲避官制,後悔不已。目前有龚延明先生的《宋代官制辞典》给人们以极大方便。尽管如此,不少细节知识还须自己逐渐弄明白。
    版本目录的一个原则,当然是尽量用好的版本,不用《四库全书》本。清修《四库全书》随意篡改古文,篡改辽金元代人名,然而相当比例的宋代史料却又只能以《四库全书》作为原始版本,使用时尤宜谨慎。如《北海集》卷7《赐川陕宣抚使司张浚诏》有“金人博勒卓别添生兵”,“博勒卓”似为人名,然而参对《宋会要》兵9之11,当作“金贼不住别添生兵”。居然将副词“不住”(不断),误改为人名。如此荒谬的篡改,不胜枚举。当然,《四库全书》本并非没有校勘价值。台湾黄宽重先生早就以《洺水集》为例,指明此点,在此不必另外举例。
    

我亲眼看到晚年的邓广铭先生不顾自己的年龄和体力,宁肯牺牲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对学生们校点的史籍,其实可算是史学的小学生作业,亲自批阅,令人感动。此类看似繁琐,对某些青年学者似乎是乏味的工作,却是涉及版本、目录、校勘等不少方面的,不可缺少的基本训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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