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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管的工作，林彪曾指示说：军管的“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11）选择好应该支持的“革命左派”，处理好派别之间的关系，这是军管成败的关键。但是，什么人、什么组织是“左派”，却没有具体的指示和标准。对立的各派群众组织均自称为“革命左派”，指责对立面为“保守派”、“保皇派”等。军管人员奉命支持“革命左派”，但难以判断何为“左派”，也无权认定“左派”或“保守派”。军管会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选择认为的“左派”予以支持。军管人员一般通过已有的渠道，如基层武装部，了解地方的情况。军管人员识别“左派”，往往是看其成分是否是工人、先进工作者和党团员，及对解放军的态度等。同时，部队出面军管，首先想到的是恢复稳定，建立秩序。这样，从一开始军管人员就往往站到激进造反派的对立面（12）。 被军管会认定是“革命左派”，得到支持的便兴高采烈。没有得到支持的组织，有的顺应形势服从军管会，或在压力之下分化，有的则开始反军管会。他们除在本单位抗争外，还派代表外出串连，寻求支援，并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申诉。即使获得军管会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在要求得不到满足，或与军管会出现思想观点分歧时，也会与军管会形成对立。群众组织对军管会不满意时便采取多种手段反对：贴大字报指责军管人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围斗军管人员，在具体问题上纠缠、谩骂、污辱军管人员是“特务”、“间谍”、“放屁”；威胁军管人员“活着进来，死着出去”；拒绝军管人员进入他们的办公地点，等等。军管会受到攻击后却无权使用军事管制的名义保护自己。 同时，军管会进入后，各种行政事务便落到军管会身上，但财权物权却分散在原单位的一个或几个群众组织手里，使军管会难以实施领导。当军管会提出成立抓生产的班子和“三结合”革委会的人选交群众讨论时，群众组织各执己见，毫不相让，甚至要挟军管会如不接受其意见就拒绝参加。 军管会的大量工作是处理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但是，各地军管会的立场往往得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军管会一开始选定的“革命左派”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判定为保守派，因此，要求军管人员改变支持的目标，并向造反派公开承认错误。如广州军区部队对广东省的军管，开始时支持“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份好”的造反群众组织，取缔、解散一批造反派组织，抓了一些狂热的造反人员，但后来却被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支持保守派的组织。这种情况在1967年中期各地的军管工作中带有普遍性。 当军管会被要求公开检讨，转而支持其他造反组织时，军管人员从上到下都感到难以接受，“思想不通”、“对上级决定不理解，埋怨对造反派‘无原则让步’”，对原来支持的造反组织感情上“难舍难分”，对“左派”组织“将信将疑”。而过去得到军队支持的如今被认为是“偏保或保守组织”，则对军队的态度反应强烈，甚至围攻质问，指责军管会立场不坚定，使军管人员“感到无所适从”（13）。原来受到压制的一派也批判军管会犯了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军管会被指责犯了错误，而改变支持的目标后，处境十分被动。军管人员普遍感到工作不好做，说话没人听；各派组织都对军管会施压，逼军管会表态；派别之间武斗经常发生，军管会难以制止，还要承担武斗的责任。军管人员处境尴尬艰难，“怕犯错误、怕挨斗”。各部队对军管概括起来两个字：一个是“怕”、一个是“难”。群众反映：解放军打仗像小老虎，军管像小老鼠。 在各派造反组织的挤压下，少数军管会被赶走了，多数军管会失去了威信。到1967年6月上旬，7个省军管会中受冲击比较严重的是浙江、云南，群众要求撤换军管会主任或副主任；其次是安徽、广东，一度受到冲击。新疆乌鲁木齐市83个军管会有54个受到冲击或围攻；江西全省军管307个单位，有52个受到冲击。军管会稍有问题就会被群众揪住不放。如军管的报社由于某篇文章有问题；军管的公安部门，由于捕人不当或平反不及时，都会引来程度不同的冲击。派驻江西省宣传和公安部门的军管会有11个因此被赶了出来。内蒙古地区3月以前派出的军管会被群众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法继续工作，被迫全部撤出，另派新的军管人员接替。 为了避免与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军队执行“五不”政策（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捕人、不开枪、不动气），担负军管等“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还一度将枪支都封存起来，在各种场合下只能徒手执行任务。相反，1967年中期，群众组织掀起抢夺枪支的风潮，大量枪支流入到造反派手中。各造反组织之间的武斗更加激烈，时常发生流血伤亡事件。 军管工作在全国铺开以后，如何解决军管遇到的问题，如何组织实施军管，是中央军委每天面临的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军委组织人员总结军管以来的经验教训，于1967年4月初拟制了一个《军管条例（草案）》试图规范军管行动。中央军委常委曾开会讨论这个条例，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成文下达。 实行军管，制定一个条例是有必要的。军队行动要有明确的目标、方针、方法，才能统一有效。但是，这样的条例不适合“文革”政治环境。“文革”中打破条条框框，不受限制地闹革命，破除几乎所有的法律法规。军管条例不可能在没有其他方面制度依存的情况下单独设立。另外，“革命群众”已经不习惯受制度约束，中央文革小组也反对以制度限制群众的活动。同时，军管条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是为了制止中央文革小组对军管工作肆意插手，规范其对军事活动的参与权。因此，这个条例也为中央文革小组所不容。 毛泽东指示军管人员等要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他说：“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14）周恩来也指示军管人员对群众“要有最大的耐心”[4]148。 在军管工作非常困难、几乎难以维持的时候，中央领导人努力维护军管的权威。对于部队在军管中所犯的各种镇压群众造反组织的“严重错误”，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无论在军管中部队指战员对造反派如何打压，不管部队犯错误的面多么普遍，毛泽东都是把他们作为个案处理的，只有个别指挥员因为压制造反派影响太大而受到处理，绝大部分只要求他们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之后继续受到重用。毛泽东对军队一直是肯定的，并抱有最大的期望，他相信“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3]314。周恩来等人也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还大，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4]164、180、206。周恩来等人告诉各群众组织：军队犯错误和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一样，是一时的错误。武汉“七二○”事件后，报刊广播曾一度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引起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冲击军队。为此，中央出面纠偏，指出这个口号不对，这实际是动摇人民解放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动摇我们对人民解放军的相信，不要动摇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央在政策上也做出调整。1967年6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六六通令”，试图调整军队与造反派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抑制群众组织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抄、抓行为。但这个命令收效甚微。8月25日，中央号召开展拥军爱民活动。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简称“九五”命令），规定：“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15） 在军队处理与各派群众组织关系方面，中央的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67年初，军管工作刚开始时，要求军队坚决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16）。至9月，又公开宣传毛泽东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3]385～386之后，军管等“三支两军”提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一视同仁，意在减少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冲突。但到1968年4月，“两报一刊”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又否定“支左不支派”的提法，使派性斗争获得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