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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浙江为例，万历中期因制造青花瓷的回青料已用竭，所以当时以石子青为主要青料，而这一时期的石子青以浙江的出产最为上乘，称浙料，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上疏言：“描画瓷器，须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出土青，颜色浅淡，请变价以进，帝从之。”⑦说明至迟在万历三十四年官窑已使用浙江青料。因此我们难以想象在依靠浙江青料烧造青花瓷的时期，浙江没有青花瓷的烧造。果然，考古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证据。有学者研究表明，明末清初象山、鄞县有两处青花窑址，产品以碗为大宗，也有盏和盘；宁波出土的随葬品以景德镇民窑产品为主，有小青花盖罐。⑧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浙江省瓷器精品没有编入青花瓷，不等于没有青花瓷出土。更重要的是，在文献记载中，嘉靖初年来华葡人的报道中，直接记述了葡人在入居澳门之前，曾在宁波进行瓷器贸易：“另一省叫江西……瓷器只产于这个省。因它靠近宁波，在那里大量出售，又便宜又好，葡人遂认为瓷器是在宁波本城生产的。”⑨1995年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唐国宁寺东塔塔基进行发掘，在唐至元晚期的文物出土中，均未见青花瓷，从明代地层始见青花瓷碗、盘，⑩也是最佳证明。 辽宁有明代沉船的报道。在辽宁东沟县孤山镇大鹿岛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出土青花瓷器近百件。其中一种碗，腹壁画人物操琴图，碗心画老翁垂钓图，碗底为行楷“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11） 又如黑龙江省，在《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的地区概述中，已提到了在依兰、肇源、绥滨等地的明代墓葬中出土过青花瓷器。（12） 再以新疆为例。我们知道，在伊朗、土耳其，都保存了大量的明代青花瓷，穿越新疆的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在明代没有完全中断，只是在海路兴盛的背景下，退居了次要位置，万历《大明会典》的记录可以为我们解疑： 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铜锡汤瓶五个，各色纱罗绫段各十五疋，绢三十疋，三梭绵布、夏布各三十疋，绵花三十斤，花毯二条，纸马三百张，颜料五斤，果品、沙糖、干姜各三十斤，药饵三十斤，乌梅三十斤，皂白矾十斤，不许过多。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箭外，其余段疋纱罗等项不系黄紫颜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该城兵马司差人密切关防，及令通事管束，毋得纵容铺户、夷人在外私自交易。如有，将违禁等物及通事人等故违者，许各该委官体察，通行拏问。（13） 这里说明从陆路来华的使臣，每人可以购买“青花瓷器五十副”，而当时来自中亚的使团或以使团名义来华的人员众多，来往频繁，都是途经今天新疆地区。明夏言《南宫奏稿》记载嘉靖年间西域朝贡贸易之盛云： 若今次土鲁番则七十五王，天方国则二十七王，而近日续到则五十三王，并而数之，则为百五六十王矣。是前此来朝称王并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称王号，查与旧文并无相同。（14） 至今在伊朗、土耳其博物馆珍藏的大量明代青花瓷是最好的历史见证。（15） 在重庆三峡库区考古发掘中，2000年重庆万州区中坝子遗址发现有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青瓷器，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16）另外根据学者对窖藏明代年号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窑口的考察，就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在四川省北川、绵阳、三台、广安、南充、西充、营山、渠县、彭县、简阳、广元均有发现。（17）因此重庆明代青花瓷的发现是符合分布规律的。 青花瓷分布遍及全国的事实说明，在明代嘉靖朝以后，伴随晚明社会变迁急剧发展，人们的主流审美取向发生了由单色釉向彩色釉主体转化的趋向，对于青花瓷的社会普遍认同，说明晚明人的审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青花瓷在元末烧造成熟，但是明初青花瓷并非是最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心理的瓷器品种，世人对于青花瓷有“俗甚”之说，《新增格古要论》的记载印证了至少到天顺年间，青花瓷还不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18）在考古遗址发掘报告中，也有与文献记载遥相对应的情形。（19）发展到晚明，却已完全不同，让我们来看16世纪时人的评价，清楚可见的是从明初的青花五彩“俗甚”到晚明的“贵宣、成”，主要是贵青花，五彩尚在其次，已是众口一词。 田艺蘅：“大明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皆纯白或回青、石青画之。宣德之贵，今与汝敌，而永乐、成化亦以次重矣”；（20） 王世贞：“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21） 张应文：“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浡泥青图画龙凤花鸟虫鱼等形，深厚堆垛可爱，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迥出龙泉、均州之上”；（22） 王士性：“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浡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经醮坛戋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23） 适应市场需求，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大量生产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单色釉瓷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瓷器的主流地位。嘉靖元年（1522年）景德镇的人口已达10.2万人，（24）此后有“四时雷电镇”之称，（25）形成“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青花瓷器完全取代了青白单色釉瓷器，成为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的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生产数量庞大，至今遗存众多。流行了千余年历史的龙泉青瓷、越窑青瓷及北方黑瓷、白瓷等单色釉瓷窑，或者不得不停止生产，或者转向了青花瓷的生产，而至万历时大批量生产，由海外市场所激发，东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窑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6）形成了青花瓷遍及全国的实态。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剧变迁的晚明社会，人们的观念已非传统的旧时观，求新求异在社会心理中得到普遍认同，以往认为单色瓷优雅，青花五彩“俗甚”的观念被彻底颠覆，带有鲜明异文化因素的青花瓷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这里呈现的正是传统社会文化转型的一幕，反映出社会文化由单一向多元转型的明显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市场导向明显，内部的顺时应变，直接参与了世界市场的建构，青花瓷大众品物质结构的形成与走向世界的大市场原理是遥相吻合的。 （二）全球的空间 青花瓷的发展轨迹说明，在文明成长过程中，青花瓷完成了从地方向大一统国家的扩展，其成长不仅是自身的纵向繁衍，还在对域外的横向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得到了域外的认识和交融发展，内部因素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内外市场环境的互动作用下，最终国际贸易发展成为繁盛的全球网络，青花瓷的展开，见证了世界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置于全球史发展进程中看，16世纪，人类大规模海洋活动的帷幕揭开，世界性新航路的开通，代表了全球融为一体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与全国市场的初步形成同步，青花瓷器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经营的主要商品之一，数量之大，地区之广，贩运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16世纪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27）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全球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由此青花瓷得以向全球传播。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通过对陶瓷传播的考察，将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发展贯穿在一起，他认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28）将这一思路延伸，16世纪发展到了近代的大门口，陶瓷这一“宽阔”的“纽带”，连接的已不仅是“东西两个世界”，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一部全球史的开端。青花瓷是全球化的表征之一，青花瓷的全球性传播，是全球化开端时期的典型个案。 16世纪国际市场交易的主要方式是以白银交换中国商品，这是新时期全球贸易的新特点之一。目前世界各地的收藏和考古发现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外销世界各地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当时瓷器国际市场，主要有日本、朝鲜、菲律宾、美洲、东南亚、印度、西亚、非洲与欧洲。从传播范围来说，青花瓷达于亚、非、欧、美各地；就从事贸易的商船而言，包括中国船、葡萄牙船、西班牙船、荷兰船、日本船和东南亚各国船只。青花瓷从中国本土，从区域走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融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嘉靖年间，在时空激荡的大背景下，青花瓷生产进入一枝独秀的时代，工艺水平和制造规模达到了中国陶瓷史上的高峰。也正是在嘉靖年间，明朝平息倭乱以后，海外政策发生转变，意味着制度变迁，开启了两种海外贸易的新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是，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后者标志引进外商经营海上贸易，澳门作为中外贸易的窗口。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澳门经果阿至里斯本；澳门至日本；澳门经马尼拉至墨西哥；澳门至东南亚。（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