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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称“克拉克瓷是我国首次外销到欧洲的青花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综上所述，外销之前，青花瓷已在中国本土占据了主流地位，因此葡萄牙人开始的瓷器贸易，几乎没有选择，一定会是以青花瓷为主的。在上川岛发现的瓷器碎片，反映出当时的瓷器还没有克拉克瓷的特征。（75）由此可知，虽然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到达中国沿海活动之初，就开始了瓷器贸易，但在16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形成克拉克瓷这种新型的外销瓷。 世界众多国家的博物馆与私人都收藏有万历克拉克瓷，印证了发展到万历时，青花瓷名扬天下。大批量生产的克拉克瓷的传播，形成了全球市场效应。 在葡萄牙的桑托斯宫（Santos palace）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瓷器屋顶”，天花板上覆盖着260余件青花瓷盘，大多是由16-17世纪上半叶的克拉克瓷盘组成。自1501年起那里曾是葡萄牙国王的住所，1589年以后属于兰卡斯特雷（Lancastre）家族所有。这个青花瓷装饰的屋顶是17世纪后25年建造的，上面的瓷器曾是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收藏品。国王于1521年去世，作为收藏爱好者，兰卡斯特雷家族收藏了这些藏品。瓷器史专家约翰·卡斯维尔指出：“桑托斯宫的收藏提供了一个从16世纪以后到达葡萄牙的令人惊奇的瓷器目录。”（76）我们知道，有关17世纪克拉克瓷器的数据非常丰富，荷兰东印度公司保存的记录提供了克拉克瓷器贸易的详细信息。然而，有关16世纪克拉克瓷的文献资料不多，实物遗存是弥足珍贵的“档案”。 事实上，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前后，以明代青花瓷为主的瓷器贸易已经开端。1580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街上已有6家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当时，那是一条里斯本最时髦的新商贾大街（Rua Nova dos Mercadors）。这意味着早在16世纪80年代，也就是葡萄牙人将中国瓷器率先输入欧洲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葡萄牙本土，青花瓷从上层社会奢侈品向平常百姓日常生活品的转换过程已在进行之中。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纹章瓷的阶段，当时的青花瓷在欧洲是只有贵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发展到克拉克瓷，标志青花瓷外销进入又一新的发展阶段，即大批量、成规模的生产阶段。这是与海外市场的需求挂钩的，有需求才有供给，青花瓷由此拥有了更大的市场。里斯本的阿纳斯塔西奥·贡萨尔维斯博物馆，收藏有379件主要是16-17世纪的中国青花外销瓷，这些精美的瓷器是葡萄牙中西瓷器贸易和消费的历史见证。中国克拉克瓷器大批进入欧洲，在欧洲民众间流传，乃至发生了取代其他质料与纹饰的器具，最终成为“全民餐具”，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时尚。就此而言，如果说纹章瓷主要体现的是政治意义，克拉克瓷所主要体现的正是青花瓷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与青花瓷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进程是完全一致的。重要的是，欧洲餐桌上的“革命”就这样悄然开始了，而欧洲的中国风也由此开端。 重新认识中国本土知识的价值，使我们不能不关注青花瓷崛起的历程。明代青花瓷崛起为中外社会时尚，经历了三部曲：首先是在中国本土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的完成，推动青花瓷形成中国瓷器的主流；其次是中国本土形成主流的青花瓷走向世界的过程，再次是中国青花瓷形成了中外文明会通的过程。具体说来，在中国本土：从“俗甚”到“贵宣、成”，完成了一个由俗到雅、雅俗共赏的过程；在葡萄牙社会：从纹章到日用，完成的是从奇到常、普遍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此后在整个欧洲和世界重演，形成中外文明会通的过程，反映了文明成长的进程。（77） 四、文明的成长：新技术与知识的融通从历史上看，16世纪是中西开始直接交往的世纪，随中西直接交往发生的，是西传欧洲的享誉世界的瓷器交流。将青花瓷最早传入欧洲的，是16世纪率先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16世纪以青花瓷为载体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人们的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陶器和木器，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文明交流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与融通汇聚于其中。 青花瓷是文明的载体和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现在器物上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的多元丰富内涵。例如在克拉克瓷上绘有的竹、梅，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成为理想的符号和象征，与中国士人“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等令人崇敬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有着联系；又如在克拉克瓷上典型的鹿纹装饰，鹿是“禄”的谐音，寓意是“步步高升”，成为生活取向的符号和象征，这些图案不仅在纹章瓷上，而且在克拉克瓷上多有表现，传递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日本、安南、暹罗的大量仿制活动，也了解青花瓷传入欧洲后，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荷兰德尔夫特等地区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历程，更清楚地知道欧洲直至1710年德国迈森成功研制出瓷器，那是在青花瓷外销欧洲近200年以后的事了。但是，对于率先将青花瓷传入欧洲，开启了中国风的葡萄牙于17世纪初已产生了青花彩陶规模生产的事实，却鲜为了解。 至今不能确定的是，克拉克瓷在葡萄牙首先仿造的确切时间。但根据里贾纳·卡拉哈尔的研究，无论如何可能在16世纪末已经仿造出一种彩陶器。因为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1619年中国风格的瓷器仿造工业已经建立在里斯本，而且已有充足数量的产品去满足国内外市场。他指出，1619年菲利普三世访问里斯本时期，大量的拱门沿着里斯本的道路建立了起来，其中之一是由陶工装饰的。拉万尼亚描述这个拱门绘有一个陶工，他左手持一个陶轮，右手握一件在里斯本仿造的中国瓷器。靠近这个人物的地方，写有这样一首短诗： 在这里，崇高的君主统治者， 给你们提供来自国外的艺术， 这是在卢西塔尼亚王国生产的， 也就是之前来自中国的贵重卖品。 在同一拱门上，另外一幅画显示出一个港口图景，那里正从印度回来的一艘克拉克船上卸载东方瓷器；同时，本地生产的瓷器，拉万尼亚称作“我们的瓷器”，正装上外国船只，那些船只将装载这些瓷器驶往外国。（78） 依据里贾纳·卡拉哈尔的研究，葡萄牙仿制中国青花瓷的这个事实，已被在荷兰发掘的带有中国风格的葡萄牙彩陶碎片所证实。似乎已经没有疑问，整个17世纪，葡萄牙靠近或者就在里斯本的窑址中生产带有中国影响的彩陶。中国风格对于葡萄牙彩陶工业的影响，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 里贾纳·卡拉哈尔将葡萄牙仿制中国克拉克瓷的彩陶画风格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7世纪早期，首先是模仿中国克拉克瓷原件的图案制作。第二阶段是在17世纪中的第一个四分之一时，画风已是中国和葡萄牙装饰元素的混合物。第三阶段是在17世纪下半叶，有了更多葡萄牙本土风格的图景。（79）笔者认为，第一阶段葡萄牙彩陶器与收藏于葡萄牙阿纳斯塔西奥·贡萨尔维斯博物馆的中国青花瓷器相比较，仿造关系清晰可见，在彩陶盘的中心，都是中国青花瓷常见的鹿纹；而第二阶段的彩陶器，里贾纳·卡拉哈尔认为有明显的中葡元素的融合，在笔者来看，已经有了更多的葡萄牙装饰因素，在盘的中心，出现的是西方纹章中常见的狮子，姿势是“单腿站立前跃式”，（80）显示出纹章与克拉克瓷特征的交融；到了第三阶段，则凸显了葡萄牙风格。将这个阶段的彩陶器，与澳门博物馆藏澳门圣奥斯定修院遗址出土万历青花开光花果纹碗碗心的鸟类纹饰相比较，差异很大，可见葡萄牙人已经将仿造的中国瓷器图案本土化了。然而，尽管彩陶盘的中心图像已完全西方化，边沿图绘也与中国青花瓷传统纹饰大相径庭，但是整体仍保留着克拉克瓷的特征，即开光形式。 青花瓷大量输入葡萄牙，以蓝白釉彩和精美设计而大受欢迎。葡萄牙手工艺人开始模仿异国情调的花草、动物等来装饰陶器，并仿照青花瓷施以钴蓝色。青花瓷不仅改变了那里人们的物质生活习惯，而且里斯本仿制陶器的成功，使得以往只有王室贵族上层社会才能拥有的青花瓷器，在经过陶瓷业大量仿制后，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用品。这些陶器外观上与中国青花瓷相近，但是价格低廉，使中国青花瓷的影响普及到欧洲更多家庭。在葡萄牙学者迪亚士的纹章瓷专著中，收录了里斯本制造的两件纹章陶器，颇具典型。一件是盘，是典型的克拉克瓷开光装饰图案，绘有花卉和兔子，在底部写有“PAS”，说明是属于帕斯家庭；还有一件私人收藏的盘，上面绘满人物、兔子，在底部写有“ALBUQUERQUE”，即阿尔布克尔克。这两件完全仿造明代嘉、万年间青花瓷的青花陶器，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人和犹太人街区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制作年代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81）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荷兰人之前近一个世纪已率先将中国青花瓷器传入欧洲，并且似乎也率先仿造了彩陶，17世纪初里斯本已经形成了规模生产，输出到其他地方，这是应该进一步加以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