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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发展与货币的刚性需求，成为青花瓷展开的动力。《东西洋考》记载隆庆开海以后中国船只分别前往东西洋进行贸易，其中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是瓷器，在东洋方面，突出的是从吕宋（马尼拉）换回了白银。（30）而葡萄牙商人也立即抓住日本盛产白银、中国开放的东西洋贸易中仍禁止与日本贸易，从而开展了繁盛的对日贸易。 16世纪开始，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这一时期外销瓷的数量难以统计。葡萄牙人一直独享着直接向欧洲贩运瓷器的高额利润，其利润高达100%-200%。（31）依据海外考古发掘报告和遗存状况，在亚洲，青花瓷主要销往东亚、西亚和东南亚一带。（32）而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越南的东京、会安，柬埔寨的金边，暹罗的大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爪哇的万丹，荷兰占据后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都有活跃的青花瓷贸易市场。不仅景德镇窑，而且漳州窑瓷器在日本、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大量发现。（33）东南亚各国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明代青花瓷不胜枚举，有学者认为菲律宾“有种类多得惊人的十六世纪的青花瓷”。（34）重要的是，航线从菲律宾又延伸到了美洲。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马尼拉成为中国瓷器销往南美的重要中转站，新开辟的从中国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利马（秘鲁）的航线，形成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随着这种环太平洋贸易的开展，中国商人将青花瓷运往马尼拉，青花瓷传入了美洲。舒尔茨说，新西班牙人称这种大帆船为“中国之船”（Nao de china）。（35）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名Nao，意即大帆船，大的达到千吨以上，小的有几百吨。1574年，两艘大帆船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其中载有棉织品11300匹，丝织品712匹和22300件瓷器。（36）由此可见，大帆船装载货物清单中，主要是产自中国的各种货物，并不是单一的丝绸，而在大帆船贸易开始之时，瓷器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更好的例证是著名的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1603年2月25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劫掠了在柔佛口外的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这艘船达到1500吨，其中装载了约10万件青花瓷。这在中外陶瓷界无人不知，但是在同一艘船上，还装有1200大包中国生丝。根据文献记载，当驶回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被整个欧洲的买主抢购一空，“共值225万多荷盾”。（37）据称自此阿姆斯特丹加入了欧洲重要的丝绸贸易市场。这一事例说明，在丝绸贸易史上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一例证给我们的启示是，以往在论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时候，研究者只谈丝绸；而在论及瓷器贸易的时候，研究者又只谈瓷器，明显地忽视了一个基本状况，那就是古代海上贸易本身并没有将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分得那么清楚，每艘船上所运输的商品都不是单一的，往往既有丝绸，又有瓷器，瓷器还往往由于质重而成为必有的压仓物。因此，我们谈海上贸易时特别应注意整体来看待，丝绸之路也就是陶瓷之路，至16世纪，称丝银之路或者瓷银之路可能更为恰当。 根据英国学者C. R.博克舍的研究，当时从澳门运出的瓷器，只有上等的才运往欧洲。（38）张天泽则指出亚洲的市场：“尽管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我们仍可以有把握地说：葡萄牙人从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只有不大的一部分是运回到他们的祖国去消费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印度市场上把这些商品卖掉，有利可图……葡萄牙人只要经营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便可赚取厚利。南亚的物产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在当地市场上的售价高出好几倍，反过来也一样”。（39）从1573年起，大帆船定期地横跨太平洋，把中国青花瓷通过这一航线带到了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在这场贸易中，秘鲁商人是用从安第斯矿上挖掘的大量白银来换取中国瓷器。墨西哥人曾记载：“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与秘鲁的银做交易有很大的利润”。（40）可见当时美洲白银与中国瓷器的交换是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双赢结果。在巴西，16世纪初葡萄牙贵族家庭已有使用中国瓷器的。1599年玛利亚·贡萨尔维斯的家用器皿中，购自印度和马六甲的3件中国瓷器价值达250瑞斯。到17世纪时，在巴西上层社会家庭已广泛使用昂贵的中国瓷器，用于装饰房间，也充当赌注，甚至有时用来作为偿付现金使用。在没收席尔瓦神父（Jose Cerrera da Silva）的货物时，查出其中瓷器达300余件之多。（41）有理由认为，当时流行于巴西的中国瓷器当然主要是青花瓷。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来研究贸易史，由于西方文献记载较多，所以造成西方话语的强势，实际上根据青花瓷的考古发掘和遗存，追溯青花瓷的踪迹，可以重建贸易史，不仅可以了解全球化开端时期全球贸易的状况，而且可以了解全球化开端时期人们交往的重要一面，也有助于破解西方话语的强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沉船对于青花瓷贸易史的重建具有特殊意义，迄今发现的所有沉船都在当时的贸易航线上，显示了贸易的范围和青花瓷的分布。下面将海外各地发现的16-17世纪载有明代青花瓷的沉船列一简表： 以上罗列的沉船并不完全，但是足以说明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都存在着中国青花瓷的足迹。青花瓷输出的范围前所未有得广阔，青花瓷的市场扩大到了全球。当时不仅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外销，还有福建漳州窑等青花瓷器（被称为“汕头器”）的外销，令人信服地揭示：青花瓷走向全球，是通过贸易实现的。除了沉船，至今还有大量明代青花瓷器散见于亚、非、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小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上拥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历史见证，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丝绸是中国传统的大宗输出商品，但是在16世纪的国际市场上，欧洲与亚洲许多国家都已发展了自己的丝织业，并有外销，所以需求转向中国的原材料生丝，在中国当时输出的丝织品中，生丝已占有不小比例。就此而言，当时中国独步世界的商品是青花瓷。青花瓷不仅开创了中国瓷器发展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文明交融的新纪元。文明交流往往是以物质的交流为先导，此时中国青花瓷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被大量运往世界几大洲，标志着中国风格的全球流行，也标志着多元文明交融的全球场景的出现。 三、青花瓷的时间符号：纹章瓷与克拉克瓷在进行了以上的空间考察后，让我们回到时间点，即16世纪。作为青花瓷的特殊品种，纹章瓷出现在16世纪上半叶，而克拉克瓷出现于16世纪下半叶。下面从纹章瓷与克拉克瓷的遗存入手，把视线投入青花瓷最早在欧洲的流传过程，即文明成长的一个典型例证。 青花瓷以时间为序的纵向发展，可见清晰的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历程。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法，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与波斯、伊斯兰文明交融的产物，相对中国以青白瓷为主流的传统瓷器，青花瓷是一个带有外来因素的新品种；这一新品种在元末烧造成熟，到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一度达到了烧制高峰。但是，青花瓷替代原来的主流瓷器青瓷与白瓷，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历程。这也正是文明成长的历程。而当明代青花瓷开始向世界展开时，则首先是以中国生产的一种传统工艺品面貌出现在世界，并独步世界，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享有世界声誉。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文明在互动中推陈出新，青花瓷也发生了新变化，产出了特殊品种，这就是纹章瓷和克拉克瓷。 依据时间顺序，这里要从葡萄牙人来到东方谈起。需要提到的是，谈到明代外销瓷，学界津津乐道的是荷兰人在17世纪初劫掠了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将船上满载的10万件中国瓷器在欧洲拍卖，引起了轰动效应；却对早于此前近一个世纪葡萄牙人开中国瓷器西传之先河的事迹叙述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也要少得多。这方面应该对葡萄牙学者的研究给以特别关注。 葡萄牙档案里提到中国瓷器，最早是在1499年。（55）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8年抵达印度卡利卡特，那里就是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当地的国王赠给他“一个装有50袋麝香的瓷罐，六个像饮酒用的大口杯一样的大瓷碗……还有六个深腹的瓷壶，每个可以容纳15升水”。（56）回国时，他带回了东方物产，并将一些瓷器呈献给唐·曼努埃尔一世国王（D. ManuelⅠ，1495-1521年）。这说明早在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后，就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兴趣，并将瓷器带回葡萄牙，献给了国王。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据了马六甲以后，最早于1513年到达中国海岸。（57）葡人几乎立即开始采购中国瓷器，展开初期的瓷器贸易活动。现存有到达中国海岸的阿尔瓦雷斯定制的纹章瓷，可以见证这一点。从那时起，直到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并劫掠了葡船上的中国瓷器到阿姆斯特丹拍卖，参与到瓷器贸易中，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葡萄牙人先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从事大量走私贸易活动，后来发展到与中国官方谈判，开展合法的海上贸易，并于16世纪中叶取得明朝地方官员的允许入居澳门。（58）澳门文德泉主教《中葡贸易中的瓷器》一文，（59）对于葡萄牙的瓷器贸易有详细论述。他指出：“一五五七年在澳门建立据点以前，葡国人在许多中国港口建立了贸易站：宁波、泉州、浪白澳及上川。”“由于当时对瓷器的需求十分大，于是一五二二年里斯本港规定船的运货量的三分之一可以是瓷器，这意味着有大量的瓷器流入”，他说明从1513-1522年瓷器贸易迅速增长的事实，也说明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中葡瓷器贸易一直在进行。根据一份文献，他认为除了丝绸，是瓷器将葡国人吸引到了中国：“这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据说在此可以得到各种食物以及所有在西班牙可见到的水果。这里有许多金、银及其他各种金属矿藏，这里还盛产丝绸，可以织出许多精美的绸缎，还有漂亮的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