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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求多求快和适应市场需求的规律，决定了葡萄牙在17世纪仿制青花瓷的彩陶成规模的生产。虽然造型和装饰越来越西方化，但是表现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是源自中国青花瓷。于是，我们看到了主体是中国式的中国、伊斯兰、西欧的装饰混合体。发展到此，青花瓷（陶）已具有多元的色彩，中华文明与印度的佛教文明、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葡萄牙的基督教文明相互融合，尽显其上。从一系列受到互动影响的中国瓷器和葡萄牙陶器上，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中欧直接贸易的深远意义。 上文依据出土数据，将青花瓷形成主流的时间定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来华以后，开展了大量瓷器贸易活动，主要进行的是青花瓷的外销。于是，不仅中国景德镇外销瓷出现了创新品种纹章瓷和克拉克瓷，而且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现了仿造的彩陶制品。陶瓷器是重塑中葡关系的重要实物，雄辩地说明早期中西关系的建立，不仅只是充满了战争的冲突，而且还有文明的交融。葡萄牙里斯本的陶器是中葡陶瓷交流的结晶，构成欧洲中国风的起源之一，这是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外文明交融会通的典型范例。 16世纪以来，中国明代青花陶瓷艺术外销到世界各地，逐步为全球所认识。当时欧洲的陶瓷业相对落后，青花瓷一经输入，即为欧洲社会所青睐，不仅葡萄牙有仿造，而且在西班牙乃至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也有仿造活动。根据学者研究，西班牙的塔拉维拉（Talavera）制陶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也很典型，塔拉维拉制陶业在一些款式和装饰艺术上直接吸收了明代青花瓷的艺术特点和造型。传教士在1550-1560年把塔拉维拉陶瓷制造技术引入墨西哥，并最先被普埃布拉（Puebla，现墨西哥中东部州）陶艺人所接受，其陶瓷产品不仅深受中世纪西班牙摩尔人的影响，在产品的装饰和色彩方面又受中国传统陶瓷对西班牙的影响，其色彩主要为白底，绿或蓝色装饰，用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以及鸟类、鹿、鸭子、兔等加以装饰，具有明显的明代青花瓷的特征。17世纪是墨西哥制陶业的辉煌时期，具有青花特色的普埃布拉-塔拉维拉陶瓷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82） 还需要提到的，是关于葡萄牙几乎随处可见的蓝白青花瓷砖。根据葡萄牙美术史家的研究，葡萄牙青花瓷砖艺术的来源有三：一是由阿拉伯人引入说，“在伊比利亚具有悠久传统”；一是自西班牙输入说，“几乎大多数是从安达卢西亚输入的”；还有一种是来自荷兰，“整个17世纪，大量的荷兰瓷砖画不断进入葡萄牙”。（83）显然，对于中国青花瓷器直接输入的影响考虑不足。中国青花瓷在元末烧造成熟以后，明初青花瓷并没有形成瓷器生产的主流，到嘉靖以后形成主流，经历了本土普遍化以后的青花瓷，接着就是外传。在16-17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外销瓷都是青花瓷。如果说葡萄牙青花瓷砖与这一时期大量进口中国青花瓷没有联系，则难以解释此前青花瓷砖为什么没有盛行，而独在此时如此盛行；再者这一时期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几乎全部是青花瓷，而这两种青花瓷新品种，前者由于葡萄牙人的定制而诞生，后者的大批量生产，首先出自葡萄牙的需求，就是名称也来自葡萄牙船只，足以说明青花瓷出现变异新品种，与葡萄牙有着直接关系。第三，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成功仿制、生产出白釉蓝彩陶器，也是在葡萄牙率先输出青花瓷几乎一个世纪以后，荷兰参与了大规模青花瓷贸易的结果。更何况葡萄牙里斯本在17世纪初已经开始成规模地生产青花彩陶。实际上，葡萄牙学者的主要关注视角“航海发现的进程”的“反馈影响”，也涉及这一问题：“至于那些保存下来的或是可以从神像画上考证出来的陶器，则首先表现出葡萄牙同非洲和中国的葡属领地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后，在葡萄牙十分流行，后来又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十分流行。一些诸如容器与细嘴水壶之类的用品的制造增加了，家用的象牙器皿也增加了，中国的瓷器也增加了，航海发现的进程使得‘反馈影响’日益普及。这表现在‘瓷砖铺盖’地面以及成片的瓷砖贴面上”。（84）明乎此，那么葡萄牙青花瓷砖的盛行，蓝白二色瓷砖画在葡萄牙17世纪末18世纪初长期占主导地位，在时间上与16世纪青花瓷风行全球的历史现象自然摆脱不了干系。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 五、结语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论述16世纪世界历史时，主要论述的是西方航海扩张的功绩，晚明中国则往往被贬为保守和落后的代称。这样的世界史，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古代中国拥有历史悠久而又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当全球化开端之时，中华文明并没有显现出弱势，更没有被排挤到边缘，而是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了重拾文化自信，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以青花瓷的展开为例。16世纪以后，从本土到全球，明代青花瓷是在时空巨变下展开的，换言之，16世纪成为一个青花瓷符号流动的世界，青花瓷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庭与餐桌上，这种事实本身就是一场文明交流的革命。青花瓷代表了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流播，知识的扩散、技术的转移蕴含在其中，不仅向全球展现了中国辉煌的制瓷技术，还展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独步世界的中国青花瓷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明是怎样成长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与火的洗礼和文明的冲突，也有着文明的融通与交织成长，从而构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就此而言，明代前所未有扩大发展的海上贸易应该重新评价，明代前所未有扩大发展的制瓷业也应该重新审视。作为中国青花瓷展开的直接后果，后来欧洲陶瓷生产成为工业革命的一项规模庞大的产业，奠基于16世纪时空巨变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文明交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此文承蒙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深致谢忱。 注释： ①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黄晓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②主要有陈万里：《三件永乐年款的青花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冯先铭：《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叶文程：《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哈里·加纳：《东方的青花瓷器》，叶文程、罗立华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胡雁溪编著：《明代民窑青花瓷大观》，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江建新：《谈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的宣德瓷器》，《文物》1995年第12期；王健华：《明初青花瓷发展的原因及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1期；栗建安：《从水下考古的发现看福建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刘洋：《明代青花瓷的外销》，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5年；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3vols, London: Sotheby‘s Pub., 1986; Duncan Macintosh,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London: Bamboo Pub. Ltd., 1986; John Esten, ed., Blue and White China: Origins, Western Influrences, Boston: Little, Borwn and Co., 1987; Nuno de Castro,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Heraldry of the Empire, Oporto: Civilizaāo, 1988;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Ltd., 1989;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③16世纪以前，瓷器在欧洲属于罕见的物品，参见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 Medieval Archaeology, vol. 16,1973, pp. 63-78.研究17世纪以后瓷器的主要有：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en: Brill, 1954; C. J. A. 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中外关系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76-296页，等等。 ④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⑤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 ⑥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志·陶政》，江西省图书馆油印本，1960年，第9页。 ⑦《明神宗实录》卷419，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乙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7927页。 ⑧林士民、李军：《浙江宁波出土明代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⑨C. 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页。 ⑩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唐国宁寺东塔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11）王连春：《辽宁大鹿岛发现明代沉船》，《中国文物报》1990年4月12日，第1版。 （12）陈雍等：《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出土瓷器概述》ⅲ-ⅳ，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局：《黑龙江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万历《大明会典》卷112《礼部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95页。 （14）夏言：《南宫奏稿》卷4《夷情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9册，第5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