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土”就是在洪水上布置土地，其后这块土地生长为“九州岛”。从这个神话的传统来看，这块土地是天（上帝）交付禹所创造的。民赖此土地为生，也因此与禹及其后传承禹的天子位的王者间建立了关系。这应是东亚王权的正当性理论的原型，也是天下理论的原型。概言之，为什么人间存在王权的支配形式，尤其是天子（王）与民的关系，是因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乃原始阶段的王者所创造的。且王权带来了农业。民居这块土地上，使用天子所传播的农业为生，故与天子之间发生政治关系。
    关于王权与农业的关系，以下举《禹贡》中的冀州为例，其文曰：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17）其文先述禹治理冀州洪水的情形，举出主要的地名，包括山名、水名，如壶口、太原、岳阳、覃怀等。再叙述此地土壤的情形，如冀州是“白壤”。以及该区域的赋役的等级，如冀州是“上上错”，即主要是上上等，即九等中的第一等，但也有部分地方属第二等以下。而该地的“田”则属中中，是九等中的第五等。学者也争辩为什么田是第五等，根据何标准。我们先置之不理，至少可以知道不同区域因为土田的等第，而农民所纳之赋有所不同。其后则说因恒水与卫水得以治理，故新的土地，所谓“大陆”，得以产生。再其下有“岛夷皮服”之语。岛夷或为“鸟夷”。“皮服”则是记其为异类，表示这类“夷”是有不同的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推论，禹创造了新土壤，带来了农业，一般的民都成为农民，但其境内（不是域外）也存在着非农民，即所谓“夷”。最后则叙述该田赋的运输途径，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河”。
    其他八州的叙述也是同样的形式。再举数例，以加强论证。如徐州之例：
    厥土赤植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18）在徐州条中，《禹贡》同样描述了土壤与田地的状态，并制定赋的等级。并规定了冀州所没列举的“贡”，如五色土、夏翟种类的鸟、孤桐的植物与磬等。而丝织品如玄、纤、缟等也是另类贡品。此外也看到对于“淮夷”的描述，所谓“珠暨鱼”，可见这类夷是非农民的渔民。
    学者或许有兴趣去考证《禹贡》中的地理名词是现今的何处，甚至去考证其所谓之“夷”是现今之何民族。此类研究的确可以有所发现，但也有可商榷处。《禹贡》成书于战国，作者的知识资源来自当时已发达的地理学。故其对于九州岛的相关地理描述，自有其信凭之处。但整体而言，《禹贡》的目的是作为王权论述，用来证明“天子治天下”，而非地理论述。
    《禹贡》揉合了两种王权的理论。一种初期的理论，是至上神（天、上帝）派禹在洪水中创造了土地，使民得安居于土上。同时禹也保证了农业的实行，创造了农民。第二种当是春秋、战国的新观念，即中原王权所治的领域及于“九州岛”，此“九州岛”包括西周以来周王治下之诸侯所形成的中原国家，或称华夏，也包括此外的吴、越、楚等南方诸国，亦可包括四川盆地的巴、蜀。此区域亦即当时的“天下”。
    第一种理论具东亚王权的共通性。禹治水的传说可联想日本“记纪神话”中的“苇原中国王权”的诞生。我们可以推论这是一套同样在铺陈农业王权的政治论述。相较于禹治水的神话，记纪神话更为复杂。我们可以推想保留在口语传说中的禹治水的神话原型是复杂的故事与不同的说法。而禹治水神话是被书写于公元前数百年的战国时期，限于当时的书写制度，故只留下简单的记载。另一个原因当是战国时期儒家与墨家的理性化观点的结果。相对之下，记纪神话长期存在于口语传统中，在第八世纪被成文化时，日本书写的相关制度已更加成熟，故复杂的神话得以被记载下来。就史学研究而言，自然不可以用日本记纪神话去论证中国禹治水的传说的内容，但可以去推究二者所反映的东亚王权的共通性。
    记纪神话是指记载于第八世纪前期成书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神话。这些神话都有其复杂的地域性的传统，但被整合与成文化于上述二本书时，是作为天皇制的政治论述。其内容可大分为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