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60岁生日前夕，苏联文学界有人想把斯大林年轻时用格鲁吉亚语言写的诗译成俄语出版。他不赞同，风趣地说：“格鲁吉亚的大诗人已经够多的了。就让那里少一个吧！”[20]
    1946年，与编写《斯大林传略》的学者座谈时，斯大林严肃指出，这本书叙述的调子不好：“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传略中没有提他是列宁的学生表示不满：“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他反对把他的某些观点抬高到“学说”一类的地位，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1947年出版时，他又作了多处删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21]
    诸如此类的事情，笔者能举出许许多多。就是这样一个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儿子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送上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儿子被俘后，又断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用被俘的儿子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将领的要求，儿子牺牲在了德国集中营。难道斯大林就是这样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把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当作所谓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来诬蔑和批判，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惯用的挑拨离间的欺骗手段。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害怕和妒忌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而这样的威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获得胜利的一种必须的条件和保障。
    斯大林不但有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实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想，这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遗憾的是研读过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学人真是太少了，造成学界不少人被道听途说的口耳之学所影响，以讹传讹，是非难辨。尤其是如果不知晓、不懂得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实践、理论思想和创造性历史功绩是从何而来的，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误和错误又是为何造成的。
    斯大林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私无畏地奋斗，他学习刻苦，思想敏锐，远见卓识，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著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斯大林的文章、报告，都是自己动手，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22] 这在苏联、俄罗斯和世界思想界是公认的。这种非凡的理论思维和写作能力，连他的政治对手都十分的钦佩和服膺。1959年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讲话中说，他“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有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23]斯大林能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原因在于他有真才实学，有《斯大林全集》这样辉煌的理论著作。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与时俱进，笔耕不辍，亲笔著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一本至今仍然堪称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其中，斯大林针对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强调：“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24] 可以说，在苏联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相当的时期里，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只身奋起，力排阻碍苏联科学发展的障碍，造就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局面。请问，世界上有这样的“现代沙皇”、“个人独裁”、“寡头领袖”吗？[25] 如此论断，才是不折不扣的荒谬﹗
    斯大林的刻苦勤奋和理论创造是超群的。这鲜明地表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预见到一个全面的和平建设的时代很快到来了，于日理万机中不倦地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1952年，74岁高龄，亲笔著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样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他严肃而诚恳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就会产生，“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愿望和要求。那么自觉地实现这种社会要求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因而需要围绕商品生产作一篇大文章，来启动和改变苏联思想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滞局面和已经变得陈旧的思想观点，以便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想法、新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苏联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恢复，斯大林不顾朝鲜战争尚在进行的半“热战”的国际局面，通过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启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作为整个讨论的出发点和重点。他提醒人们，“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启发人们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26] 这个提法和论点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切入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长点。五个月后，斯大林逝世，他要改革苏联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愿望和思想，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高音长期湮没了，苏联历史的车轮走上了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