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性状，固然内在地由遗传与变异所决定，但同时也是人工选择的产物，在人工地改变过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自然环境决不会迁就人类的要求。人类放松对自然的控制时，自然选择便会卷土重来，很快地把人工选择吞没，农业性状也就没有表现的可能。另一方面，施肥、排灌、耕作、乃至于人工改变温度、湿度等人力干预的措施，对于作物固然有利，对于野生植物（杂草）也同样有利。野生植物，亿万年来一直在顽强地适应于各种自然环境，它们的适应力和生活本领，一般远比栽培植物要高。在人工改变过的环境中，杂草当然有可能生长得更好，这样一来，作物所能利用的良好环境，就会由于杂草的侵入而变劣，因此，胜利的不一定就是作物。人类经常耘锄，以消除田地里的杂草，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稍微进步一点的农作，都十分注意“除莠”【10】，用人力来保证作物的顺利生长。《诗经》里有很多篇，叙述过杂草的害处和各种中耕除草的农事活动。《吕氏春秋·辩土》篇，将田地里杂草攘夺水、肥、日照等情况，总称为“帅窃”，要大家大力来和杂草作斗争。直到今日为止，如何有效地消灭田间杂草，仍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人类想要利用来作为生活资料的植物，往往也是其它生物所需要的。特别是人力引起了营养过剩后的各种栽培植物（粮食、蔬菜、果树等）的柔嫩多浆部分，以及子粒果实等，人可以用来作为食物，而鸟、兽、昆虫、蜗牛乃至于各种寄生性的霉菌，也可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从人类的立场说来，上述其它生物便属于害鸟、害兽、害虫、病害，必须加以防治，以保护人类自己的劳动成果。害鸟、害兽，一般不至于酿成毁灭性的破坏。驱除它们，又常常随着打猎而附带得到解决，但是，“积微成巨”，还是要从斗争中去克服的。虫灾，特别是“直翅目”和“鳞翅目”的许多种类，可以毁坏大面积的作物。《诗经》襄已经提出“秉畀炎火”（收集起来送进火焰襄）的积极斗争方式。蝗灾更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国在公元四世纪初，（石勒时代的靳准）【11】已经开始试用扫聚坑埋的方法灭蝗。八世纪，唐代姚崇，排除许多人的反对，用捕捉、烧、埋、吃的办法来消灭。南宋以后，便进一步发展到掘蝻（“若虫”）、掘卵，进行彻底消除。在显微镜发明以前，人类无从知道病害是由病原微生物所引起的。但却认识到不在原地连作，可以防止大苏立枯病的蔓延，《齐民要术》中已记载过。经常换种，也是减少病虫害的一种好措施。《齐民要术》还记载一些行之有效的医方，都以积极的方法防治病原微生物，例如，柏沥、藜芦医羊疥，雄黄医马疥，毒杀外寄生螨类，盐和浓盐水治马鼻羊鼻脓，用高浓度杀死或抑制病原菌，都是正确合理的，值得注意。
    自然界中，果实种子成熟以后，绝大多数以种种方式，离开亲体，播散开去。经过一定时期的休眠，气候条件好转，它们就会发芽，长成新植株。自然环境中，同一种的植株，数量不会太多。每株的种子，数量也比较有限。种子的萌发势【12】，尤其不会太高。在大多数情形下，一棵植株的种子，成熟期彼此间有颇大差异。一批种子，通常具有不同的萌发力，能够长期保留，分批缓缓萌芽。这种野生性状，对适应环境变迁，保全种族生存，颇为有利。人类进行农业生产时，有意或无意地完全改变这种自然趋势。尤其是禾谷类粮食作物，人类要求大量植株，密集生长，每棵植株产生尽可能多的种子，同时一齐成熟，而且要求成熟后的种子具有高萌发势，然后种下一批种子后，才可以获得足够的植株。因此，“优良”2，的农业性状是多子，成熟期均匀，萌发势高，样样都和野生性状矛盾。这都是人类干预自然的成功，可是却也带来了一些不方便。农业生产所得到的种子，不是短时间内全部消费掉，而是必须储藏到“接新”。大量种子在储藏中所进行的呼吸，可以使小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升高到发芽所需要的程度，高萌发势这时可以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即使不发芽，也会引起霉类乃至种子害虫（各种象鼻虫、谷蛾等）的繁殖而败坏蠹蚀。仓储中这类问题的发生，需要经常消耗大量劳力去管理防治。另外，种子堆常是病原微生物孢子和害虫虫卵潜藏的地方。种子总量愈大，防治处理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愈大。公元前一世纪，《泛胜之书》已提出“种伤湿郁热，则生虫”的警告，劝大家把种子晒到极干燥后再收藏。《齐民要术》记载：留种用的麦，耍晒干趁热储藏，并且加些艾叶防虫（直到现在，“热进仓”还是保藏麦种简单易行的办法）：食用种子，可以用明火稍微煮一下，把上面的虫卵和孢子消灭大部分。水稻子粒，有些地方采用蒸一次再储藏，也可以减少储藏中败坏的危害。
    生物遗传性变异的总方向是盲目的，并不一定有利于生物个体或种族的继续生存。经过自然选择筛选，只有有利于个体的那些变异，可以使个体保存，乃至于获得生长生殖的机会，留下后代。这些变异，通过若干代的累积，就成了种族生存的有利条件。对个体不利或有害的变异，会导致个体的毁灭，即使留下后代，终究要在自然选择中迅速消灭。人类干预自然挑选农业性状时，从生物的盲目变异中间，选取了一些对人类有益的变异，例如，上面提到的营养过剩倾向，成熟期均匀，种子发芽势高等。这些变异，对于生物本身及其种族的继续生存来说，并不都是有利的。甚至可以说，像发芽势高等，简直是不利乃至有害的。人类依靠自己不懈的努力，把这些变异保留下来，让它们巩固和累积，从反自然选择的人工选择中，获得了胜利。如果一旦放松，这些成果便会被自然选择消灭掉。
    人力保全的变异中，还有些对生物种族的保全有着严重的损害。其中最显著的是，丧失生殖能力的个体，像植物的重办花（多数是由雄蕊“办化”，有时甚至连雌蕊也变成花办了），无子果实，以及动物中杂交不孕的骡和犏牛（牦牛和黄牛的杂种），如果不是由人类继续努力增加它们的新个体，则旧个体的死亡就意味着种或品种的绝灭。本身丧失有性生殖力的植物，可以由人工进行无性繁殖，增加新个体。从人类的立场说来，人工无性繁殖这一步干预，是“人定胜天”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无性繁殖所产生的新个体，几乎保有旧个体的全部遗传和变异，农业性状异常稳定，可以避免有性生殖中必有的“冲淡”效果。通过这条道路，获得了农业上空前未有的方便。我国所创造的重办花（桃、梅、蔷薇、木香、荼蘼、牡丹、芍药、木芙蓉、山茶等）和无子果实（柿、柑橘类、香蕉等），种类繁多，质量优异，完全靠无性繁殖的方法产生的新个体，引种到世界各处，成为世界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