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有些向来就由地下部分(根茎、块根、块茎等)变态成为无性繁殖器官,自己进行繁殖。其余绝大部分的种类,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复原”与“再生”的本领【13】。受伤后,旧根上可以长出新枝条,或在折断的枝条下面长出新根,发展成为新个体。利用这两种特性,也可以获得新植株。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替植物进行无性繁殖,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估计,很可能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经观察利用过某些采收后抛弃掉的块根、块茎等长出的新植株,以及后来在垦荒和耘草的操作中发现野生植物“再生”出来的新个体。从这些现象裹学会了技术,体会了原理。古人观念中,凡可以生长出新植株的材料,一律称为“子”,而不考虑它们形态上的来源,东方西方都是如此【14】。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种子”,究竟种的是真正的种子还是无性繁殖器官,往往不容易确定。象葱、韭菜等,“种”时是种种子,“别”(见后漠《四民月令》)、“栽”(见《齐民要术》)或“分根”则是无性繁殖,这是比较明确的。蒜、薤、芋等同样古老的蔬菜,在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中下游,用种子繁殖是不大可能的,只可以用地下器官或鳞芽进行繁殖,但是古代典籍中却一直说是“种子”。《齐民要术》中记载姜【15】和地黄,才明确地说出是“种根”。半野生的竹类和芦苇等,人工繁殖时,显然也只是“分根”--地下茎。因此,有许多木本植物,生殖器官天然地退化了,或种子容易丧失萌发力的,如杨、柳、楸树、(泡)桐等,很早就应用扦插繁殖。《诗经·齐风》载有:“折柳樊圃”(折下柳枝插着围菜园),特别是《战国策》载有:插柳时,倒插、顺插、横插都可以繁殖。许多质量优良的果树,也都已应用扦插法。公元二世纪崔寔《四民月令》记载着当时通行的用“高枝压条”,取得扦插材料的方法:“正月可掩树枝”。“掩”说明是把树枝埋入土中,让它生根,二年后可以移栽。《齐民要术》记载多种果树(包括公元前二世纪从西域传人的葡萄及稍迟传入的安石榴、柰、林檎等)和桑树,都可以用“栽”(即插条)来繁殖。 扦插是无性繁殖中最简便的方法。扦插成功,要靠插条自己能够及时地生出新根。很可能某一次有人设想,将某一个优良品种的枝条,寄插(嫁接)在一个普通品种的树干上,来利用这个个体的原根,让插条(接穗)能很快地正常生长,这个尝试得到成功后,嫁接法(古代称为“插”)就发展了出来。嫁接,至迟公元第六世纪已经在黄河流域盛行。《齐民要术》所记“插梨法”,从准备砧木,选择插条(接穗)起,到正式接插(嫁接)、对准形成层,到接插后的裹扎和看护管理,有一系列详细正确的技术记载和原理说明。唐代韩鄂(大约公元九至十世纪之间)《四踌纂要》,总结接树的原理,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其实内子相似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子向烁砧上,皆活,盖是‘类’(即亲缘相近)也”,对“种间嫁接”提出了确切不移的指导原则。 动物,大多数具有迁徙本领,可以在距离颇大的空间内选择更适宜的生活环境。乍看起来,天时土地等条件对它们的限制力似乎要小得多,不像固定生活的植物那么被动。实际上,动物主动选择环境的自由,却只是一个“相对”,的现象。动物的“食物链”【16】,最后一环,无例外地都只是植物。完全不依赖植物作为生存条件的动物,现在似乎还没有发现过。因此,天时土地条件对植物的限制作用,最后也就控制着动物的生存、生长和生殖。许多动物,经常每年定期地向一定方向迁徙,才可以维持生存,进行生殖。雁和燕这两种候鸟的迁徙,是自古以来我国人们都熟悉的。“七十二候”中,雁飞的方向,燕的去来,各占两三个“候”“雀人大海化为蛤”和“雉人大海化为蜃(即贝类)”,是大批成鸟死亡与大批软件动物浮游(进行季节交配)同时出现所造成的假象,推论虽有错误,观察却是真实的。“豺祭兽”、“獭祭鱼”(衔回窝给幼兽吃)、“雉呴”、“鸡乳(即孵蛋)”,也都是动物活动与天时相适应的真实现象。 驯养之后,家禽家畜的觅食、避寒、御敌等,人类如不进行干预,给予保护和帮助,则它们的生存随时都会受到威胁。有了人类干预之后,它们的个体生存才得到保证,而且通过几代的适应,逐渐稳定下来。可是,它们每年的有性生殖周期却还保留着“野性”。尤其是大型的有蹄类(牛、马、骆驼等),仍受饲料的影响,只能在一定季节中发情、交配、受孕。因此,秦初的《月令》(见《吕氏春秋》)和时代大约稍后的《周礼》,都明白规定了“季春”这个月给牛马配种,“仲夏”就要“别羣”(牝牡分羣饲管)以便保护孕畜和胎儿。驯化历史较久的动物,特别是形体较小的那些种类,长期适应于人工的饲养环境。周年中食物成分比较单一,生殖期的季节性正在逐渐消失。新驯养的种类有不少还是不发情交配的,或者虽然交配而不受孕,受孕的也往往“胎夭”。 这些细节,过去人类付出了不少辛勤劳动去干预,将来也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去做。例如,野生的马羣、牛羣、羊羣,会本能地避免啮食某些毒草,而家养的马就不能辨别醉马草,牧养中的牛羊羣常常有由于吃了干饲料而发生“香豆素”中毒,以致引起大量死亡的现象。逭可以说明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之间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 动物,尤其是鸟类兽类,受伤后只有很小限度内的复原,再生能力非常薄弱,所以家畜无法进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是人类干预它们的遗传与变异的最常用的方法。我国北方的“匈奴”兄弟民族很早就用马和驴进行种间杂交,得到了骡和“駃騠”逭两类不孕的杂交个体。藏族有用黄牛和牦牛杂交而得到犏牛的。“匈奴”兄弟民族的畜牧事业有比较优良的环境和熟练的技术作为基础,所以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已获得了骡。《吕氏春秋》记有赵简子畜有白骡的故事,《史记》记载匈奴的异兽中有骡,《盐铁论》再三说明骡是由长城外面引入的,可见骡是北方兄弟民族的创造。后来黄河流域的农民,才从兄弟民族那里学会了这种杂交技术。 对动物本身的干预中,还有后天的摘除性腺,改变性征。这一套技术,我国各地区很早就在应用。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公元一世纪中叶)总结下来的,当时就有犗(牛)、犍(牛)、騬(马)、猗(犬)、豮(豕)、羠【17】(羊)等阉割技术,包括割除睾丸或卵巢两方面,阉鸡的“鏾”还不在内。逭些手术,显然在两汉前就已经开始,例如《周礼·夏官》“校人”有“攻特”(即阉割牡马)的职责,由专人掌管【18】。供食用的家畜家禽,阉割之后,肌肉增长得快,脂肪累积得多,为肉食供应开辟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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