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作物
    供给淀粉性主食的作物，按习惯可以分成“谷类”（古代称为“粒食”“百谷”、“五谷”）和“藷类”（包括块茎、块根）两大类。
    文化史较长久的民族，各有自己驯化栽培的特殊谷类。就全世界的范围来说，谷子、小麦、稻、大麦，种植得最早，也最普遍。其次，青稞、黑麦、玉米、燕麦，在某些民族，种来作为主食的，也常有成千年的历史。有意义的是各个民族不约而同地都把自己最常用的主食，用“谷类”这个总名作为专名。过去文献中，我国黄河流域的稷子的整个植株称为“禾”，带壳的子粒叫“谷”或“稷”，裹面的种仁叫做“粟”或“米”。现在长江及其以南各地区，说到禾时，都指水稻。水稻的子粒单称“谷”，里面的种仁叫做“米”。文言文中的粟，在北方指小米，在南方指大米。这就是说，单称禾、谷、粟、米时，各地习惯都是指当地最重要，最多的一种主食。另一方面，说到谷类时，有以五谷为代表的，有以六谷为代表的，还有“九谷”乃至“百谷”的名称，则泛指一切粒食。五谷，有人说是黍、稷、稻、麦、菽，有人说是麻、稷、黍、麦、豆，黍、秫、稷、稻、豆，稻、稷、麦、麻、豆。六谷，至砂也有“稻、粱、菽、麦、黍、稷”和“黍、稷、粱、麦、苽、徐”两种不同的说法。这些分歧，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后汉起，“经学家”们有过不少争论，在我国栽培植物的历史研究上，也是很棘手的问题。我们在这裹不可能也无必要作出结论。
    北方旱农地区，重要的谷类是禾与麦。禾，在黄河流域指的是谷子，小米；史前期，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以北各地都种过。考古学家在这些地方发掘到藏有谷子的容器，也有“印痕”。其次，黍子也很早。甲骨文字中，禾、黍两个字常常遇见。卜辞中，有着为禾和黍的下种、及时得雨和收获所作的贞卜。“年”字“秋”字，代表禾、黍的收获及收获季节。麦（包括大麦、小麦两种和它们的春、秋两个类型）似乎是周民族所特有的作物。可以怀疑周民族假托说这两种作物是“天赐”的东西【2】，以保密和垄断大麦、小麦的栽培技术，用来和殷商民族贸易。
    水稻，产量高。因为它能靠水层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所以在分布上纬度的限制比较宽。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水的要求很严格：水过少过多都不能生长，含泥过多的浊水也不利。蓄水排水的沟洫系统是保证水稻生长的先决条件，因此，有无铁制的锐利工具【3】来进行沟洫工程的修建，也就间接地限制着古人能否成功地大规模种稻。根据这些情形来估计，殷商时代乃至西周初，不大可能有大规模的水稻田。金文中确有稻字；《诗经》有稻、徐；《战国策》记载有“东周君”与“西周君”争水种稻，以及史起引漳水灌溉使人们有可能种稻的事情。《泛胜之书》有两套为水稻保持初春与盛夏水温的巧妙办法。总的看来，似乎水稻是在关中，黄河中游的河源地区逐渐发展着，向东推广的。《齐民要术》记载有旱稻栽培技术，证明当时已有了对水要求较低的品种。前面我们提到过北宋曾由越南引入“占城稻”，耐旱耐瘠薄，在长江和淮河两流域推广，就是今日“占米”的来源。水稻毕竟是需水很多的植物，长江、淮河、珠江三个流域中，地下水位高的地方，生长特别适宜，所以它戍了“泽农”中的主要作物。
    除了稻、麦、稷、黍之外，还有“粱”（稷的一个品种？可以肯定；古代的粱决不是今日的“高粱”）等。除了所谓“细粮”之外，玉米、高梁、*[麻＋黍]子、穇子，青稞、燕麦、薏苡等禾本科植物，以及非禾本科的荞麦、东蘠（蔷）等的淀粉质种子，向来称为“杂粮”。照我国古代“粒食”，的总名说来，杂粮都应算作“谷类”。粒食或谷类，按从前的标准来说，除了禾本科的细粮与杂粮之外，还应当包括麻和菽（豆类）。麻最初指大麻，兼供纤维和油质种子，种子可以作饭或作粥。后来从中亚输入了胡麻（即脂麻或“芝麻”），纤维的意义几乎没有，油的质量却很高，专作食物。从文献上看，曾有过一些把胡麻作饭的尝试，可是种皮不易脱去，所以就只用来作糕饼或榨油。菽指一切豆类。最初显然以原始型子粒较小的大豆（芡豆）为标准的豆，后来把其余子粒更小的豆也包括在内，例如，绿豆、赤小豆、白小豆、鸡眼豆、镜豆等。豆类种子，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质量好，对我国一般人的健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豆油也是很好的食用油。麻和菽的栽培都是很早就已开始的：麻布印纹在许多早期的陶器上出现过，豆粒印痕也在古代文化遗址中见到过，植物学上承认大豆是我国原产。
    有些植物，根和地下茎中，储藏大量淀粉，作为无性繁殖器官。这些种类，我国古老的称呼是藷类或芋类。其中我国自己驯化的，应以芋为最早：西汉初已经开始利用野生的芋块茎【4】；《泛胜之书》中也有“种芋法”，如果这本书真是泛氏原文，则公元前一世纪关中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还容许这种亚热带植物生长。后汉崔塞《四民月令》中也有“菹芋”【5】一条。现在，只有秦岭以南才有种芋的自然条件。其次是藷蓣，郎山药，《齐民要术》中已提到过，但不是黄河流域的，至少当时山东没有人种它。明末引入了甘薯（又名番薯、红薯、白薯、地瓜、红苕、红芋等）这一个丰产的藷类，在福建、广东等处人们的生活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清中叶，又引入了马铃薯（洋芋，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记作“阳芋”，吴氏就已经不知道它是引入植物，足见传人已经很久）。逭两种新引入的高产藷类，栽培比较容易，对土壤的要求也不太苛刻；所以很快地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成了最重要的“杂粮”。此外，水生的菱、慈姑、藕，陆地的百合，都是我国自己驯化的，但产量不高，所以，和薯蓣一样，供粮食和蔬菜两用。主要是作为副食，或者制成高级精制淀粉，作“小食”用。近三、四十年，木藷在南方得到大量推广。蕉藕的引入更迟，栽培后收成很好。
    严格说来，一切谷类与藷类，既然原来都是从活的植物组织得来的，便不会是纯粹的淀粉，多多少少总含有一些蛋白质。不过，含量相对地很低，而且作为构成动物性蛋白质的材料时有些缺陷，不够营养上的基本要求标准。如果仅仅靠一种谷类作为食物中蛋白质的唯一来源，可能引起颇为严重的营养缺乏症。将种类范围扩大，“细粮”与各种杂粮配合着食用，可以取长补短，消除一部分缺陷。大豆蛋白质最接近动物性蛋白质的标准，营养价值很高，我国一般人经常有些豆及豆制品作为食物，尽管肉、蛋、乳等食品较少一些，仍能维持相当高的健康水平。
    我国自己驯化的谷类中，大麻现在已经退出谷类范围，只作为纤维作物，不再作为主食。还有“苽”（即菰、蒋、茭草或茭白）的子粒，称为“雕胡米”，过去也作为谷类供主食用。可是，它的花期过长，子粒分批成熟，需要分批采收，而且产量又不高。再加上从六世纪以来，由于一种称为“茭郁”的菌类【6】在底节上寄生，分蘗后的新芽，很早地就发展成畸形肥大的菌瘿（即作蔬菜的“茭白”或“茭瓜”、“茭笋”），不能再抽穗开花，因此，也从谷类栽培中退出，改作蔬菜栽培了。
    粮食生产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必然要求。这里，自然而然也出现了一些过去生产上不曾出现过的新问题：第一，要求产量高，而质量又要均匀。第二，终年的供应不容许有任何间断。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同，在农业方面生产的主要机器是活的植物，制造过程是植物的生命活动。产量高而质量均匀，需要在大面积的耕地里尽可能地一次得到大量的收获，除不许间断之外，还要使产量大大提高。可是，植物的生长季节有限制，要想人工地严密控制大面积的地面，让同一种粮食作物能够终年生长，目前还不可能。因此，生产程序与消费耍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茅盾。矛盾的解决有两方面：一面是再扩大耕地面积，一面是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扩大耕地，有种种因素要考虑。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和人力的努力，距离“极限”，还很远。如何使之不断提高，是当前农业生产技术与学理上的重大课题。如果使土壤有适当休闲或不妨碍保持地力为条件，来考虑增加复种，是一种解决途径。逭就是轮作与套种的方向。我国过去与现在在逭方面有不少优良传统与丰富经验，值得发掘参考。另一方面，我国一般人们偏重主粮与细粮的习惯，也还有值得考虑加以改变的余地：如果增大日常食物中脂肪舆蛋白质逭两项所占的比例，减少淀粉的供应，则作物的种类可以增多一些。这对于轮作中种类的安排，与防止地力向一个方面过分耗损等，都有好处。我国农业生产者有长久古老的丰富经验作为基础，又善于利用旧有知识来适应新的要求。许多新引入的种类品种，经过我国勤劳的农民的精心培育，都有新的改进与创造。这方面的前途是很广阔、很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