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执行上述政策时，首先由各户如实地自填自报自己的财产收入、负债和人口情况。然后，由各村区县政府进行调查，继而组成各村区县统一累进税审查委员会，对各户的申报进行审查，然后把调查与审查之结果通知各户。若各户对政府调查与审查结果有意见，可请求政府重新调查。如重行调查后还有意见，纳税户可请求人民代表机关评议，直到同意为止。但是，对于隐而不报或以多报少的纳税人，要给以一定的处罚。为了确实保障贫苦农民的利益，还按累进的方式规定了各阶层人民的负担最高率，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的负担最高不超过其总收入的7%、15%、25%、70%。
    （二）农业附加税的征收与合理负担
    按正税的一定比例征收地方附加税，在旧中国是田赋征收中的普遍现象。那时的田赋附加是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额外剥削。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确立了新的公粮农业税制度，旧的田赋及田赋附加等苛捐杂税被废除。但由于公粮正税要保证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无力顾及乡村开支。为了解决地方建设的经费问题，根据地政府允许地方在征收农业正税的时候，随同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粮，留做地方之用。那时，各地的附加征收的具体方式和数额不尽相同，所叫名称也各异，有的称乡村财政粮、经费粮，有的称地方粮、村款；但有两个特点是一样的，一是随同正税一起征收，二是用于地方建设。
    农业附加等地方筹款项目的征收也遵循合理负担的累进原则。譬如，晋察冀边区村款的合理负担办法，是在详尽计算每人的财产、收入和消费之后，再按累进的原则计征。资产的计算方法是：平均每口资产不及50元者不计分；在50元以上者，每50元算作一厘，每500元算作1分，依此类推。零数不到30元者则不计，在30元以上不及80元者按50元计，在80元以上者按100元计。收入计算的方法是：按照合理负担累进分数表计算，每年每人平均收入不到30元者免征，30元以上每5元作1厘，每50元作1分；从50元至500元之间则每50元作一级，从500元至1000元，每百元为一级。每级以1.3为累进率计算分数。每人应征之数最高不得超过本人收入的35%。至于资产是不累进的。人口的计算是，12岁以上者作一口计，12岁以下者算半口。在资产方面共分土地、房屋、林木、畜养、工商业、存款等几项，在收入方面共分地租和年收值，房屋的租价、林木、畜养、工商及人力（包括智力活动）的年入，存款存粮的年入息等几项。资产分数，是用人口数除资产净值的商数。收入的分数，是用人口数除净收入的商数。（注：财政科学研究所：《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238～239页。）
    晋察冀边区政府采取上述累进办法，以行政村为本位每年进行两次合理负担。在具体进行村合理负担时，先由各家民户据实填表，经村评议会核定后上报县政府备案。村中一切负担皆按分数负担，未得分数者不负担。按照这个合理负担办法，负担户数约占全户数的30%至40%。1940年7月以前，村财政项目繁多，开支庞大，浪费严重，当时人民反映公粮的负担倒不算重，重的是村款。因此，边区政府本着“取之合理、用之得当”的财政政策，对村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1940年10月，边区政府作出决定，村款开支只限于村公所经费与临时费、村教育费、优抗费、民兵作战弹药费、村建设费五个项目。并具体规定了各项开支的数额和办法。为了切实整顿村款，更好地实行合理负担，边区政府还以县为单位把全县各个村庄的财产合起来算，然后再按照村庄财产的比例分配下去，分村征收，这样就把村合理负担提高到了县合理负担。
    三、解放战争与土地改革时期农村各阶级的合理负担
    （一）新解放区农村的累进税制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的扩大，出现了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的差别。所谓新解放区，一般指从1947年大反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解放的区域。新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农民向地主、富农交的租率也很高（注：新解放区有的地方原是老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平分过土地，在抗日战争时实行过减租减息，但解放战争前期被敌人占领后，地主富农又把农民斗争的果实夺了回去。1947年后重新解放成为新区。）。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实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
    各新解放区农村在土改前实行阶级的累进税制，累进率一般比抗日战争时要高。农业税征收的重点是地主和富农，地主的负担率多数在35%至50%。富农的负担率多数在20%至40%，中农的负担率一般是10%至15%。贫农的负担率一般是5%至8%。地主阶级平均每人的负担数额相当于中农的4倍，富农的负担额相当于中农的2倍左右，而贫农的负担额只相当于中农的1/2。实行阶级区别的高额累进税的目的，就是要配合减租减息政策，削弱封建地主经济，限制富农经济，让农民得到实际的物质利益，为土地改革作准备（注：参见《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9～6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