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想要完全堵塞二世的信息渠道也并非易事，但偏偏二世皇帝听不进真话，当时东方已乱，“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24）。叔孙通的遭遇也说明了这一点（25）。讲真话要下狱受罚，使者们自然要以假话虚言取容了，如此一来君主通过使者了解真实信息的渠道就失效了。此后赵高展开了进一步的行动，劝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26）二世深以为然，从此沉溺于深宫，与外廷大臣的交流通道中断，赵高正是利用皇帝与大臣交流不畅通，设计害死了李斯。李斯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与二世的沟通也要受制于赵高，当时二世被壅蔽之程度可谓无以复加矣。最后就是这出壅蔽大戏的高潮部分--望夷宫之变。赵高之党徒攻望夷宫，“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27）？宦者的这番话正印证了贾谊所说“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
    秦二世被后人视为君主受壅蔽而国破身亡的典型例证，刘向在上汉元帝的封事中说：“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28）魏徵也举秦二世的例子来告诫唐太宗壅蔽之祸：“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徧天下而不得闻。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29）杨大全谏宋光宗说：“盗满山东而高、斯弄权，二世不知也。蛮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犹左右聋瞽尔。今在朝之士沥忠以告，而陛下不听，是陛下自壅蔽其聪明也。”（30）刘向、魏徵、杨大全都以秦二世的例子来说壅蔽之祸，用以加强论证的力度，他们的论说对象都是当世皇帝，二世壅蔽的悲惨下场恐怕足以使这些皇帝们深以为戒。
    进入到汉朝，战火铸造的新朝代难免会形成军功受益阶层，战争时期的刘邦集团在汉朝建立后依照军功分别占据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汉初军功集团垄断政权的情况，李开元论之已详（31），对此状况范晔论之曰：“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32）在范晔看来，这些武人对官位的长期把持使得基层才俊无法进入统治阶层，造成贤能“蔽壅”，缙绅怨望。在汉初万般凋敝的环境下，粗鄙无文的武人们循着黄老无为的路径治理天下，对于国力的恢复和百姓的乐业确实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皇帝而言，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用人办事，理论上无限的皇权在现实中却处处受限。更甚者，功臣权贵在吕后死后发动政变，喋血长安，虽然事后依旧迎立了刘姓皇帝，但他们能够废立皇帝的权势，还是令这次政变的受益者汉文帝感到心有余悸。
    汉文帝对于贾谊的任用其实是他伸张皇权计划的一部分，贾谊一系列的改作计划有利于皇帝神圣性及合法性的强化，改德运、易服色、定官位是牵涉面非常广泛的政权建设计划，如果得到执行，或许会形成以贾谊为中心的非军功权贵的官僚派别，这个派别显然是支持文帝的。当文帝准备任用贾谊为公卿时，“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33）。贾谊这个下层才俊在军功权贵的阻扰下远谪边地，此乃范晔所说“缙绅道塞，贤能蔽壅”。贾谊之事是皇帝与重臣在权位分配上的斗争，从皇权角度来看，皇帝无法使自己中意的人进入权力层，无疑是一种“壅蔽”。在皇权政治的叙事逻辑中，“贤能蔽壅”就是皇帝被“壅蔽”（34）。
    比起秦始皇，汉武帝更是“雄才大略”，在他的统治下，大一统的皇帝集权发展到顶峰。武帝建立了常规性的人才登进途径，通过举孝廉，下层的才俊得以进入统治阶层，皇帝能够任用顺从自己的人，意味着皇权得到强化（35）。开始的时候各地守相对于举孝廉并不积极，武帝下诏斥责曰：“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36）颜师古注曰：“言见壅遏，不得闻达于天子也。雍读曰壅。”二千石不举孝廉，武帝认为“积行君子雍于上闻”，为了使有才能的人为我所用，武帝派出刺史巡行天下以六条问事，其中一条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37）。地方守相能够自除属吏，而且有向朝廷荐举人才之责，如果“苟阿所爱，蔽贤宠顽”，那么有道之士不得上闻，壅蔽于下，这是统治者不愿意见到的。
    汉元帝在一封诏书中说：“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38）“壬人”在位会导致“吉士”壅蔽，壬人不但没有荐贤自代的觉悟，而且还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利用一切手段来阻止有才能的人登进，造成“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的局面。虽然元帝不愿意看到吉士雍蔽，但恰是他统治时期形成最典型的奸邪盈朝善人壅塞。
    元帝初即位，萧望之、周堪、刘向、金敞“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39）。政治一时有振作之望，但“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史）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40）。在正统史书的叙事逻辑下，萧望之等是公忠体国的吉士，弘恭、石显则是奸邪的壬人，壬人为了维护权位私利，会竭力阻止吉士上位。对于萧望之等振兴朝纲的计划，“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41）。“谦让重改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元帝性格的缘故，另一方面则可能与弘恭、石显的影响有关，史书记载他们“论议常独持故事”，经常以汉家故事来影响元帝，对祖宗故事的强调意味着重因循而不可轻易改作。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失去了给事中的职位，臣子“一旦加了给事中，即行成为省内官，即可当然出入禁省，从而与君主的关系也就较前密切，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就因之加大”（42），刘向为宗室成员，又为给事中，有较多的机会可以影响元帝，有刘向在此位置上，至少可以保障正义官僚群体（43）与皇帝沟通的通畅。弘恭、石显为了壅蔽元帝以独擅权力，策划了刘向出为宗正，“出”一字显示刘向正是从省内官出为外朝官，宗正虽属九卿，但距离皇帝远了。如此一来皇帝与忠贞大臣的交流变得困难，壬臣独擅信息渠道就能更方便地壅蔽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