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彦谦描述奸臣阻遏贤才的心态说：“昔郑有子产，齐有晏婴，楚有叔敖，晋有士会，凡此小国，尚足名臣，齐、陈之强，岂无良佐？但以执政壅蔽，怀私殉躯，忘国忧家，外同内忌。设有正直之士，才堪干时，于己非宜，即加摈弃。傥遇谄佞之辈，行多秽慝，于我有益，遽蒙荐举。以此求贤，何从而至。”（44）对于萧、周等正直之士，石显、弘恭极力排斥，而对可以利用的秽慝宵小，比如郑朋、华龙，则举荐拉拢。郑朋、华龙首先以正义之士的面目出现，被萧望之、周堪引为同仁，但他们倾邪品质暴露之后，“望之绝不与通”，他们立刻投入到弘恭、史高阵营，诬告萧望之等人“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45），这显然是弘恭等指使的，最终萧望之等被迫离开政治中枢，郑朋、华龙则得到晋升。
    元帝后期，《易》学大师京房以《易》说灾异，“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46）。针对西汉中期的政治衰败，京房向元帝奏考功课吏法，又奏石显、五鹿充宗等人巧佞乱政，遭到石显等人的敌视。京房努力实践他的考课法，按其最初的设想，用弟子任良、姚平为刺史施行考功之法，京房本人“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雍塞”（47）。京房很重视通籍殿中就是为了保证与元帝的沟通以防止元帝被壅蔽，京房深知元帝对于石显、五鹿充宗是更加信任的，也深知他们壅蔽主上的老练，一旦与皇帝直接沟通的渠道壅塞，何止考功课吏法的命运，自己的性命也会堪虞。
    京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石显等人对付他的第一步就是让其远离京师，“建言宜试房为郡守”，将他远派的目的明显就是使之与皇帝的沟通变得困难。元帝竟然同意了，面对这一情况，“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48）。出京既然无法改变，京房只能退而求其次，争取每年年末进京面见皇帝奏事的权利，至少在最低程度上保持与元帝的沟通，不至于被石显等完全壅蔽。虽然如此，京房还是非常忧惧，又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49）京房最为担心的就是“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不得乘传奏事，他与元帝沟通的唯一渠道就断绝了，这样石显等围绕在元帝身边的人就能三人成虎，任意攻击京房了。果然，“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50）。元帝在短时间内就改变了允许京房乘传奏事的决定，这显然是石显等人活动的结果。失去了与皇帝直接沟通的渠道，京房的性命也就落入石显等人的掌中了，后来借着张博、淮阳王事，轻而易举地置京房于死地。石显等人排斥京房，首先以堂皇的理由使之离开京城，远守魏郡，接着又破坏其乘传奏事这一与皇帝直接沟通的渠道，当京房与元帝沟通的渠道断绝后，就立即置其于死地。石显等人深知壅蔽君主之方，元帝之不察，甚矣。虽然石显等人还没有走上弑君篡权的地步，但元帝统治时期却正是西汉国运衰败的转折点，被壅蔽的元帝一直被弘恭、石显等牵引操控却不自知，壅蔽对于皇帝之害，岂不昭哉。
    四
    除了以阻塞贤臣的方式壅蔽君主之外，权臣也非常重视对文书奏章进上渠道的控制。文书是秦汉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皇权及官僚机构的运作主要依靠文书运行来实现，正如刘勰所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51）若权臣控制了奏章进上通道，君主得到什么信息、不得到什么信息均由他们控制，离君主壅蔽就不远了。正如朱熹所言，“人君身居九重，安知外间许多曲折”（52）。傅礼白指出，君主“孤家”、“寡人”的处境带来的是孤陋寡闻，君主身居九重，极易被见多识广的臣下以各种手段蒙蔽视听。在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的专制体制下，君主的“无知”、“偏信”所产生的情绪性、盲目性决策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53）。对于妄图擅权的奸臣而言，垄断和控制信息渠道是壅蔽君主的主要方法，而皇帝防范壅蔽则是建设多个信息渠道，能够众端参观，最甚者是建立所有臣民互相监督、告发的全民间谍网络。
    从汉代开始，尚书机构开始掌管奏章的进呈和诏令的下发，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机构。汉宣帝与霍家围绕尚书机构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在壅蔽问题上权臣与皇帝的攻与防。宣帝即位后，鉴于昌邑王的教训，谦让委政于大将军霍光，隐忍到霍光去世才对霍家下手。当时，霍光子禹为右将军，兄子乐平侯山领尚书事，兄孙云为中郎将。宣帝信任御史大夫魏相，加给事中，霍光妻显意识到了危险，谓禹、云、山曰：“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一间，女能复自救邪？”（54）宣帝安置信任的大臣担任给事中这一内朝官，此为防范壅蔽的第一步，霍光妻对他人担任给事中的担忧，跟之后元帝时石显、弘恭不容刘向担任给事中的考虑是一致的。霍山控制着尚书机构，当时“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其书”（55）。利用对尚书机构的控制，摒绝对己不利的信息是权臣壅蔽君主的惯用手段，汉哀帝初即位时司隶校尉解光上书奏曲阳侯王根“内怀奸邪，欲筦朝政，推亲近吏主簿张业以为尚书，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56），王根被指责用其亲近吏担任尚书，希望达到“蔽上壅下”阻塞王路的效果。
    控制尚书机构是权臣壅蔽主上的重要方法，皇帝防范壅蔽就要削弱尚书对文书的控制，或者绕开尚书另辟文书通进渠道。围绕这一思路，宣帝展开第二步行动。“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事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56）之前臣民上书皇帝的奏章都是一正一副二份，尚书有权力拆看副封，决定是否将正式奏章上呈皇帝，也就是说皇帝看到或不能看到什么奏章取决于尚书的判断。魏相提出去副封，就是针对霍家掌握尚书机构而采取的对策。地节三年宣帝开辟了绕开尚书的上书渠道，“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57）。袁礼华评论说：“至此，汉代吏民上书制度双轨并行，既有去副封后仅呈一本，经领尚书事启阅，再奏皇帝的普通奏章；又有’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直达天子的秘密奏章--’封事‘。封事制的增设，使书呈天子的信息渠道不再受控于权臣而畅通无阻，吏民上书制度得以恢复正常运行并发挥其功能作用。”（58）正是因为打通了信息渠道，霍氏的旧恶和新谋才接连被告发，宣帝最终摆脱了霍家的影响和控制。去副封和上封事，是君主防范信息通道被壅蔽的重要措施，皇帝获得多样的信息可以“众端参观”，由此可远离壅蔽。但需要指出的是，吏民皆可上“封事”，理论上使得每一个臣民都成为皇帝潜在的耳目，如果过于极端，则可能形成人人互相监视、告发的全民间谍社会，在这种状态的社会中百姓是无安居乐业可言的。上封事可谓是后世密奏密折制度的前身，是传统政治中较消极、黑暗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