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指出，古代圣王深知壅蔽之伤国，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来防壅蔽，大概是指帝王应该多设进言渠道，兼听广览以防范壅蔽。申屠刚上书曰：“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议论，罪之重者，乃至腰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殆乖建进善之旌，县敢谏之鼓，辟四门之路，明四目之义也。”（59）梅福上书建议“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60）。先王兼听广览的举措，诸如“进善之旌”、“敢谏之鼓”、“辟四门，明四目”，均被论者引用来加强自己谏言的力度。旌和鼓的设立表明统治者求言求谏的态度，“辟四门，明四目”，孔安国曰：“开辟四方之门未开者，谓广致众贤。明四目，谓广视四方，使下无壅塞也。”颜师古曰：“言开四门以致众贤，则明视于四方也。”魏征在谏唐太宗时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61）这种论述传统甚至直到明清仍然存在，似乎也说明了“壅蔽”与“防壅蔽”问题在皇帝-官僚制时代的顽固性。贾谊、申屠刚、梅福、魏徵等论者将防壅蔽之法追溯到尧舜等古圣王以增加说服力，总体而言无非是希望皇帝能多开信息之门，如此才能目明聪达，防住壅蔽。后世的论者都强调言路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苏辙曾上言宋哲宗说：“需兼听广览，然后能尽物情而得事实。”赵汝愚指出：“国家治乱之原，系乎言路通塞而已。”但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君臣之间围绕壅蔽的攻与防是传统政治文化中较为黑暗的一面，主要是统治阶层内部对于权力的争夺。邓小南的分析非常透彻：“包括兼听、广览在内的’言路‘的开辟与利用，不同于’决策民主‘，主要是用作防范’壅蔽‘的手段，是专制集权之不可或缺的方面。”（62）上层的权力斗争不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任何利益，无论最后谁胜谁败，百姓恒苦！
    在汉代，无论是政治权贵、知识精英或者一般百姓，对“天人感应”都有极为真实的信仰，习惯于凡事都纳入天人感应的结构中去思考，天人感应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逻辑。在皇权主义的影响下，一般臣民都将皇帝视为人间秩序的守护者，人间的一切现实苦难并不是皇帝造成的，而是皇帝被奸邪之臣壅蔽，不知道真实情况而已，皇帝一旦得知实情，定然会雷厉风行地拨乱反正。在汉人看来，皇帝被左右嬖幸或权奸之臣壅蔽，必将影响天象，发生灾异。壅蔽意味着国家失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63）。君主壅蔽，臣下擅政，乾坤失序，纲常紊乱，人间统治秩序的失落将会引发上天现出灾异来警惧人君。
    君主被邪臣壅蔽将会引发天象上的异动，成为这个时候人们的共识，《汉书·五行志》：“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乱气蔽君明也。”（64）在董、刘这样的大儒看来，君主之视听被“乱气”遮蔽是引发怪异星象的根本原因，可见君主被壅蔽的严重性。京房《易传》曰：“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虫食节。蔽恶生孽，虫食心。”（65）这里所列的贪、烦、不绌无德、不时、蔽恶等都将产生“螟”灾，但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又有虫食根、食叶、食本、食节、食心的不同，具体到“蔽恶生孽”则是“食心”，颜师古解释“蔽”曰：“蔽谓恶人蔽君之明为灾孽也。”在京房的论述中，君主壅蔽之危害达到虫食心的严重程度。京房还认为：“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66）“张”、“广”、“隔”、“僭”分别指四种灾异，其中“隔”指“上下皆蔽”，出现的天象是“旱田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元帝时，“顷之，复日蚀，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见，果言凤专权蔽主之过，宜废勿用，以应天变”（67）。王章把日蚀的原因归于王凤的“专权蔽主”，日是皇帝的象征，日蚀则表示太阳的光芒被“阴”类遮蔽。日蚀是非常严重的天象灾异，王章将之与王凤专权蔽主联系起来，君主被壅蔽是严重的政治灾难，自然引发日蚀这一严重天象异变。《易谶》曰：“聪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觉悟，虹蜺贯日。”（68）聪明蔽塞被认为是虹蜺贯日异象的原因之一。将壅蔽之祸提升到天象灾异的程度，不但不能视为汉人的无稽之谈，反而是他们对壅蔽之害有深刻认识的体现。
    避免因壅蔽发生的灾异，则需要君主掌握特定的道术。公孙弘曰：“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天下。”（69）把“通壅塞之涂”视为君主治国的重要道术之一，得之则天下安乐，失之则主蔽于上而天下乱。
    陈弘谋在《学仕遗规》中说：“欲兴治道，必振纪纲；欲振纪纲，必明赏罚；欲明赏罚，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决壅蔽；欲决壅蔽，必惩欺罔；欲惩欺罔，必通言路。所言虽未必可尽听，而人人皆得尽言，庶奸贪之辈，虑人指摘，不敢肆行无忌也。”（70）在皇帝-官僚制时代的大多数历史论述中，帝王广览兼听，任用英俊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兴衰和命运的大事，也是皇帝维持自身权位、乾坤纲常的关键，一旦帝王壅蔽，则真实的信息、正确的意见不得闻，贤能的人才、忠直的鲠臣不得近，权奸当道，鼎阼摇危。“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这种论述或许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况，但我们通过对秦汉壅蔽与防壅蔽政治现象的分析与解读，应当明了所谓信息渠道的通畅、所谓兼听广览，都是统治上层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是壅蔽与防壅蔽的产物，但这却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阴暗面。更好地研究它是为了批判它，从而避免它。政治权位足以激发人性中最恶最坏的部分，真正避免又何其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