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重要学术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所及的时空跨度扩大，年代、地区上许多空白得到填补。时贤运用考古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历史理论乃至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研究早期国家，深度不断增进，多有突破。然有关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诸问题的研究在学界尚远未达成共识。笔者曾以湘西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为例，论述中国早期邦国文明的起源和产生，提出中国早期文明经历了一个邦国文明阶段。①在本文中，笔者进一步研究认为邦国是初始的早期国家，之后的方国是典型的早期国家，方国晚期则为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准王国阶段。中国古代国家的演进历程更准确的表述应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个阶段，而不是“古国-方国-帝国”或“邦国-王国-帝国”三部曲。②邦国、方国为早期国家的中国模式。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中国早期国家时期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时段，学界众说纷纭，概而言之，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说、“夏”及“夏商周”说、“商”及“商周”说、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商周说四种主要观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为距今7000-4000年间。也有学者将晚期后段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能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的阶段，单列为铜石并用时代，时间约为前3500-前2000年，③笔者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时期就在此时。尽管西方学者早就提出“早期国家”概念，④有方家认识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但在有关讨论中却鲜见结合考古材料的具体阐述，对其阶段性特征认识不足。故笔者试图就此作进一步讨论。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以及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的进一步结合，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时间也逐渐向前推移。林沄主张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邦”、“国”就是早期国家，并以考古所见自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的都鄙群这种聚落形态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组织形式。⑤苏秉琦提出：“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全国六大区系大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的时代。”⑥王震中认为：“中国的城邑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处于铜器冶炼铸造的初期，在中国历史编年中大体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即夏王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时代。”⑦张忠培认为前3200年，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应属于文明时代。⑧严文明也认为前3500年前后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城址或中心聚落，象征着小国林立。⑨2009年，由科学技术部等主办的特展《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的实物证据，展示了约前3500年至前2000年早期中国的大致历程。
    哈赞诺夫认为：“早期国家是指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是原始社会解体后的直接继承者”，“它们代表一种不稳定的群体政体，保留着很多先前发展阶段的特征，社会结构是复杂而不稳定的，有不同种类的从属关系，其中没有一种关系占据肯定或绝对的优势”。⑩克赖森认为早期国家是处于最初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介于非国家组织和成熟国家之间的社会形式，其先驱形式即酋邦或大人社会。他将早期国家分为初始的早期国家、典型的早期国家、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三个类型，且指出早期国家在中国大约发生于5000年前。（11）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指出早期国家保留了许多酋邦的特点，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态。（12）
    根据早期国家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往不少学者所主张的夏、商、周为早期国家说值得商榷。夏、商、周尽管保留了一些早期国家的因素，但发展水平、文明程度总体上已处于成熟国家阶段，显然不符合西方学者关于早期国家的概念。以夏为例，考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该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为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从考古发现可知其为一座经过缜密规划的大型王都。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等。（13）刘庆柱把古代都城、城邑分为单城制、双城制、三城制三种类型，指出“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宫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并推断二里头遗址的都城是郭城与宫城区明确分离的双城制。（14）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社会在距今约5500-4000年之间发生巨大变化。如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10000多年前起步，文化谱系清晰，经历4000多年的发展，到距今约6300年始的大溪文化阶段，开始向国家演进的进程，到距今约5500年始的油子岭文化时期，开始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长江下游地区、黄河流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均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尽管此阶段的国家还具有原始性，既复杂又不稳定，各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但此期社会主体已是早期国家阶段。若还是依传统观点把夏作为奴隶制的早期国家，就很容易走进一个误区。也就是说，如果不管夏之前各区域文化多么发达，都把其归到国家和文明史前，对一些文明现象统统冠以“文明的曙光”之名；或按西方人类学理论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国家一概视为“酋邦”，将会错误地估计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时间和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