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古代文明》第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97-411页；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门市龙嘴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童恩正主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13-294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笑城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李桃元、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调查》，《文物》2001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应城门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刘辉：《江汉平原东北发现两座新石器时代城址》，《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6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古遗址探掘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目前已知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天门市龙嘴城、公安县鸡鸣城城址、石首市走马岭等和澧县城头山屈家岭城址时代大致相当或接近。龙嘴古城则为目前所见江汉地区最早的古城，其形状、规模类似城头山古城；其可能受到城头山古城的影响且因战争而修筑。这些城址基本处在江河或湖滨地区台地上，有城壕、城墙，形状以圆形为主，面积8万-24万平方米，距离30-50公里。从其周边遗址文化因素分析，应是有一定疆域的邦国之都。城头山邦国的产生对其周围地区进入邦国阶段无疑有重要影响。
    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时期、巢湖地区在凌家滩文化时期也可能产生邦国。苏秉琦曾指出：“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响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在此期间内，我国民族文化关系上发生的一个大变化……以东南方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75）张绪球也指出：“从仰韶文化晚期以后，黄河流域文化的统一性不断削弱。相反，长江流域从大溪文化第四期（即油子岭文化）起，文化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却在不断向周围特别是向北方扩大……至屈家岭文化时，长江中游的文化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率先建立第一批古城，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的。”（76）据杨育彬、袁广阔统计，20世纪河南省境内即发现近20处屈家岭-石家河早期文化遗存，（77）也说明这两阶段文化北上的趋势。黄河流域的古城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者目前只发现一处，即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其近圆形，面积3.1万平方米。李鑫认为其兴起与塞维斯的酋邦兴起模式极为接近。（78）说明黄河流域酋邦、邦国和古城的起源比长江流域相对而晚。西山古城的修筑是否也受到长江中游地区古城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三、方国：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方国”概念，则有“部落方国”和“方国文明”之说。石兴邦较早提出“部落方国”概念，并将其作为指称龙山时代社会发展状态的一个术语，指出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点是部落方国林立，形成许多准国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国。（79）佟柱臣提出的“方国文明”概念是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而言的。（80）后来有学者认为“方国文明”是夏以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形态，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81）而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则主要是指夏商周时期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82）
    张忠培认为古代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国联”组织时期，第三、四阶段是王朝时期，第五阶段是帝国时期。（83）王震中提出鉴于尧、舜、禹各自的政治实体都是邦国，应当称为“邦国联盟”或“族邦联盟”。尧、舜、禹首先是本邦的邦君，又都曾担任过邦国联盟的“盟主”。夏商周三代王朝之王的“天下共主”地位，就是由尧舜禹时期邦国“盟主”或“霸主”转化而来的。（84）
    笔者认为，张先生所说的“国联”组织及王先生所谓的“邦国联盟”即为方国。作为邦国联盟的方国，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是一个大邦国与其他众邦国的统一体，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属于典型的早期国家。方国孕育于邦国阶段晚期，与邦国的本质不同在于，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宗主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方国联盟中的邦国大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国体，作为方国之都的城市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一百多万平方米以上。方国之都的周边地区是其核心统治地区。方国比邦国疆域更大，已是一个地区性的区域国家。有必要强调的是，笔者提出的方国概念不同于苏先生视夏、商、周为方国的概念，也不同于时贤以邦国代替方国并概指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观点，否则我们就无法诠释石家河古国、良渚古国、陶寺古国这类“超级大国”的属性。
    “方”在甲骨卜辞中有“多方”之称，金文沿用则有“井方”、“蛮方”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周易》有“高宗伐鬼方”的记载。《诗经·大雅·大明》：“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其所谓“方”即“方国”。而《尚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这里的“万方”如“万邦”，应是概指。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以后就成为王国；同样，周灭商之前是方国，灭商后成为王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实力较强的方国。
    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进入邦国阶段以后，还有酋邦、部落共存；进入方国阶段后，仍存在一些独立的邦国及一些酋邦和部落。进入王国阶段后，还存在一些邦国、方国乃至酋邦、部落。直到西周，文献称那时的小邦有成千上万之多，如《尚书·洛诰》：“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这些邦的性质仍基本与夏代以前的邦相似。进入王国阶段后，尽管除作为方国联盟的王国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相对独立的方国、邦国乃至酋邦和部落，但当时已属于王权统治下的“家天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