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随着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平息，尤其是3月间清政府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公开发布保护外人的上谕（注：该上谕“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该文武各官，认真防范，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赶紧查拿，立行究办；傥或防护不力，致出重情，定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决不姑容。”见《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八），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63-364页。按：该上谕系因罗斯福总统的直接要求而颁布，见《外务部致柔克义》（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八日），"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 China,1843-1945",microfilm,Roll No.9;"Rockhill to Root",March5,7,8,1906,Dispatches from U.S Ministers toChina,1843-1906,microfilm,Roll No.130。），消除了美国国内当时流传的有关中国正在出现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的疑虑，美国总统罗斯福对退款的态度转向积极。1906年4月3日，他在给美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的回信中虽然仍表示“我之所以一直怀疑是否要将赔款用于你所提的建议，这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是否会把它看作一个软弱的行动而犹豫不决”，但同时明确赞成将退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承诺只要不出现一些重大的相反的理由，他本人将会采取行动，通过行政法案和与诸如哈佛、耶鲁等大学机构的共同努力，争取国会通过退款议案，并指出今后将由国务卿罗脱负责处理这件事。（注："Roosevelt to Smith",April3,1906,in Elting E.Morison（ed.），The Letters of The odore Roosevel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V,p.206.）与此同时，驻美公使梁诚也多方活动，游说罗斯福总统及国务院有关官员，如国务卿罗脱、内务部大臣格斐路（J.R.Garfield）、工商部大臣脱老士（O.S.Straus）等支持退款动议。（注：有关驻美公使梁诚为争取美国退款所做的努力详见《驻美国大臣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二十五日收），《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81-83页；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第8－12页。）出于对梁诚的关照，为使他归国后不至于乏善可陈，1907年6月15日美国国务卿罗脱特意在梁诚卸任之前正式致函清政府，宣布美国总统将在下次国会开会期间要求授权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有关赔款协议，豁免和取消部分庚子赔款。
    从美国正式公开宣布退还部分庚款的过程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退还部分庚款确系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并从一开始就有退还的打算，那种将美国退还部分庚款说成是驻美公使梁诚活动的结果的看法，是言过其实的。很显然，以当时中美两国强弱之悬殊，若不是美国有主动退还的意向，即使梁诚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无法说动美国政府做出此举。当然，梁诚作为一名外交家，能够抓住机会，利用他与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建立的良好关系，多方游说，在他任内促成美国政府做出退还部分庚款的正式决定，确乎做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第二，那种认为退还庚子赔款是美国政府为了消泯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而采取的一个举动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如前所述，有关退还部分庚款的动议早在抵制美货运动之前即在进行之中。虽然一些美国人士当时有此建议，但就美国政府做出退款的决定来说，并非出于此一意图，相反，抵制美货运动一度妨碍了美国政府做出退款的决定，担心退款的决定被视做对抵制美货运动的一个奖励。美国通过退还部分赔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它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形象，但显然不能倒果为因，将退款视为抵制美货运动的一个结果，历史和逻辑有时是两码事。
    （二）
    对于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如何与兴学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根据有关中文资料和档案，认为它主要是驻美公使梁诚的功劳（注：徐建平：《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第1-22页；《清华园与清华学校》，《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年4月，收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26页。），或说“这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意愿”（注：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第68-69页。）。笔者以为，这些说法，揆诸事实，也是不确切的。
    根据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庚款用途问题最早系由美方提出。1905年初，在国务卿海约翰向梁诚透露美国有退还部分庚款的意图之后，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在4月来华前夕，向梁诚探询清政府对美国退还庚款的用途有何打算，以便总统向国会提出议案。会谈后，梁诚立即致函外务部，原文如下：“美国赔款收回各节，经于迭次函陈在案……连日与柔及署外部等商榷办法。柔言：总统以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经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诚答以交还不应得之赔款，贵国义声足孚遐迩，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柔谓总统并非有心干预，特欲略知贵国宗旨，以便措词请求议院耳。诚惟今日列强环伺，若不觇我措施，定其应付，不有非常举动，无由戢彼奸谋。今美总统所言，无论是否有心干涉，均应预为之地，庶免为彼所持，尤应明正其词，庶彼为我必折，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至竟归他人掌握矣。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且按年赔款，各省摊定此二千二百万元者，合则见多，分则见少，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耶！诚衡量轻重，若善于此……敬请酌裁，迅赐训示，俾得禀承一切，相机照会美外部办理，或能于秋间议院开会即行交议，早日告成，于大局不无裨益。柔使抵京谒见，倘蒙标此宗旨明白宣示，俾得接洽，则机轴愈紧，成功愈易。”（注：《驻美公使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到），《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7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