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1909年的美国退款兴学，国内学者长期以来多从退款的动机出发，进行道德评价，认为庚款兴学是为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服务的，因此便将它看做文化侵略而予以否定。（注：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3－88页；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7页；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第355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第255页。）有些文章虽然承认美国的退款兴学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认为“这是美国统治阶级始料所未及的”，因而“不应该算作美国退款兴学的功劳”。（注：李守郡：《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于赔款》，《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张静：《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天津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另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将美国的退款兴学说成是文化侵略，但同样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批评美国对退款的用途加以限制，干涉中国主权，批评美国退款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增进中美之间的贸易与培植美式教育的领袖人才”，并非完全为了正义与公道（注：王树槐：《庚子赔款》，第289-292页。）；或批评美国的退还以中国的清偿为前提，系出于美国的“傲态”和对中国的“怜悯”，“与纠正国际政治中强权即公理的邪恶行为毫无干涉”。（注：宓汝成：《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使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笔者以为，对美国的庚款兴学做这样一种道德评价是有失偏颇的，值得重新检讨。（注：按：对于如何正确看待各国的庚款退款，石楠先生在《历史研究应以求实存真为要务》（《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一些富有灼见的原则性意见，切中国内学者在评价各国退款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迄今为止，国与国的关系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都是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的，或受本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国的外交行为为本国利益服务，从本国价值观念出发，便斥为侵略。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庚款兴学虽然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不完全是一次慈善举动，但同时我们很难说退款兴学在当时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相反，其对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注：有关美国退款兴学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请参见徐鲁航的《庚款留学对中国的主要影响》（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页）和《试析庚款留美学者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379页）两文，兹不赘述。）虽然在讨论退款兴学过程中美国曾提出一些额外条件，如罗斯福总统将退款与清政府解决粤汉铁路问题和抵制美货运动结合起来，塔夫脱（W.H.Taft）总统则于1909年以中断退款逼迫清政府答应美国参与湖广铁路借款（注："HuntingtonWilsontoPekingLegation",telegram,June19,NF5325/259，转引自MichaelH.Hunt, "TheAmericanRemissionofBoxerIndemnity:AReappraisal"。），这些确乎体现了美国的强权政治和中美关系不平等的现实，在道义上损害了美国政府所说的“公正”与“友谊”，但它们恰恰也从反面说明退款兴学本身是一件有利于中国的事情。
    第二，将退款用于兴学虽然出于美国的意图，但由于庚子赔款系为战争赔款，并为1901年和约所确定，因此，美国在退还过程中对退款的用途提出附带条件，指定将退款用于兴学，保证退款不被用于有损美国的事情，这与直接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还是有所不同的。并且，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对庚款用途加以限制，退款很可能像美国公使柔克义担心的那样或被清政府虚投，或被挪做他用，这样，兴学也就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效果，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大批人才，今日的清华大学也很可能是另一种命运。另外，还应看到的是，当时美国虽然对退款的用途加以限制，但根据清政府制订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和《游美学务处暂行章程》的规定，庚款兴学的管理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这与民国之后庚款兴学的管理权处处受制于退还国也是有所区别的。
    第三，1909年美国退还部分庚款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辛丑条约》所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1900-1901年列强侵华并勒索高额赔款的一种自我否定。对此，当时一些外国舆论就意识到美国的这一行动所带来的骨牌效应。一份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在得知美国有退还部分庚款的动议时就抱怨美国的这一做法背叛了1900年庚子事件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是感情用事，警告说：“在我们看来，美国这种故意脱离他的战友的行为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华盛顿这一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中国人都会把它理解为美国在1900年行为失当的一个迟到的招认。这是一种感情用事的政策，除非它纯粹是一个算术问题，否则，感情用事在国际关系中是很难找到其安全位置的。”（注："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oxer Indemnity",The Japan Daily Mail,Monday,December11,1905.）不管当时日本舆论反对美国退还庚款的真实动机是什么，至少他们所说的美国的这一行动将会导致对1900年列强镇压义和团行动的自我否定，确是事实。正是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之后，1901年《辛丑条约》的不公正性才引起各国进步和主持正义人士的关注，重新看待庚子赔款，后来各国进步人士争取各国退还庚款，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1901年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赔款是不公正的。就此来说，美国率先退还部分庚款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