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以降,"五德转移"政治学说流行于中原政权。历朝统治者莫不对本朝之"德运"萦萦于心,苦心求索本朝承天应命的合法性,以与"五德转移"的天意相契合。北宋中期以后,"五德转移"说开始发生了根本动摇。然而由于国势的颓落,宋统治者竭力依傍"五运"说而使之喧嚣一时。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政权也力图以"五运"说来证明自己取代宋朝的合法性和必然性。透过这一幕幕长缓的历史镜头,可以看到"五运"学说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宋朝"国运"的确立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赵匡胤登上了皇帝宝座,在《登极赦书》中,宣布"以五运推移"而受上帝之"眷命"[1],表明其据五运而受命于天,同时宣布以"大宋"为国号。当年三月壬戌,确定了宋朝的"德运"所属:"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2]腊为年终百神之祭,根据五运说的安排,祭日与五德有对应的关系,火德腊祭规定为戌日[3]。又据汉儒的说法,帝王之兴,必有感生,宋朝既"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乃于乾德元年(963年)闰十二月,"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4]。如此,完成了国家德运体系的确立,包括:所尚之德、所尚之色、所腊之日、感生之帝。 虽然如此,后来朝廷中仍发生过三次有关国家"德运"问题的争论[5]。第一次在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四月,布衣赵垂庆上书说:"当越五代上承唐统为金德",并说有相关"符瑞"为证。第二次在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九月,开封府功曹参军张君房上书,认为"当继唐土德,统用金德"。第三次在天禧四年(1020年)五月,光禄寺丞谢绛和大理寺丞董行父分别就德运问题上言。谢绛要求"黜五代,绍唐土德",认为多"土德之验";董行父则杂糅汉儒三统说与五运说,认为当继唐之地统与土德,请"用天为统,以金为德","绍唐正德,显黄帝之嫡绪"[6],合该居于金运。 更改德运的表层动机无非是要更新国家局面,如董行父议中所说:"改正朔,易服色,建大中,殊徽号,制礼乐,定律历,谨权量,审法度,敦庠序,考文章,正风俗,振黄道。"但此事事关重大,更重要的是,诸家之黜五代,宋受周禅的事实便失去了合法的依据。于是更改德运之议一次次遭到否决,此后更改之议停息了下来,于是火运与两宋王朝的命运相始终。故而当世或后世都有以"火宋"称赵宋王朝者,以与南朝刘宋之"水宋"相区别;或称赵宋王朝为"炎宋",如称刘汉之为炎汉。 根据"五德转移"学说,承天之运必有相应的"符应"出现。既以火德王天下,于是火德验兆之说也就纷纷而出。仁宗时为相的夏竦在《周伯星颂序》言:"景德三年夏四月,周伯星见,书瑞应也。……炎炎君德,不倾不侧。……见于首夏,国家火德之应也。……隆火德之光明,昭上帝之休命。"[7]《新唐书》列传的作者宋祁在《景灵宫颂》亦云:"若夫赤精下教,阴乎九宗;朱光以渥,遂开乎百世。"[8]传说宋太祖微时,有客咏初日诗,意甚浅陋。赵匡胤应声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时人以为应验了"本朝以火德王天下"[9]。 国家的举措,也须与德运相配,否则会有大祸。至和元年(1061年)四月,鉴于京师自去秋不雨,知制诰胡宿上《论郊丘定配奏》,认为国家礼节"有违典礼",说:"国家乘火而王,火于五行,其神属礼。《汉书·天文志》曰:'火,礼也。'以此而言,国家常须恭依典礼,以顺火性。"[10]以达到消除旱灾的目的。元祐四年(1089年),苏颂所造"水运浑天仪"成,有人上奏说:"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浑仪其名水运,甚非吉兆。乞更水名以避刑克火德之忌。"遂诏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11]。 帝王感生说出于汉代纬书,按此说,德运与五方帝有对应的关系:"火德则祭(南方赤帝)赤熛怒。……谓之感生帝。"[12]作为五方帝之一且与火德相应的赤帝于是在宋代有了特殊的地位。如陈襄《明堂祀圣祖英宗五帝文》中,特别强调了赤帝与国家德运的神圣关系,其言赤帝云:"伏以列位紫微,储精赤制,在德为火,居夏乘离。临照四方,敷与万物,启我炎历,肇于休符。"[13]据说帝王之气,"赤帝气如象火光",而帝王气发于"相生之日,其国大昌。"[14]据《宋史》本纪,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哲宗、高宗、孝宗、理宗、度宗等出生时,均有"赤光绕室"、"赤光上腾"、"赤光照室"等等瑞祥出现。这类记载正反映了因火德而以赤帝为感生帝之故。 按旧制,五方帝本要从祀于昊天上帝,乾德时已确认了以五方帝之一的赤帝为感生帝,且尊而别祭之。祀昊天上帝和感生帝时,其圭玉本均用赤色。庆历三年(1143年)七月九日,右正言余靖言:"二祀并行,其礼当异。礼官失于援考,昊天上帝用四圭有邸,其色尚赤,同于感帝之祀。臣愚以为昊天上帝当用苍璧,以正祀天祈谷之礼。感生帝乃用四圭有邸,其色尚赤,以表本朝火德应兴之感,则二礼并行,各从其本事。"[15]特别突出了感生帝与火德的对应关系,得到礼院官员的赞同。大观四年(1110年)四月二十八日又依议礼局之请:"于南郊别立感生帝坛,依赤帝高广之制,庶称国家尊异之礼。"[16]进一步强化了作为宋朝感生帝的赤帝在五帝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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