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其子罗苹注说: 炎陵今在麻陂,林木茂密,数里不可入。石麟石土,两杉苍然,逾四十围。……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乾德五年(967年)建。太平兴国中,将事官覆舟惮险,奏徙县南隅,庙有胡真官殿,云帝之从臣。帝病,告以当葬南方,视旗所矗,遇峤即止。因葬于兹。今中途峤梁岭也,梁坑有辙迹。淳熙十三年,予请守臣刘清之奏于陵近复置庙,乞以陵前唐兴敝寺为之。谓佛殿其中而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时初,未尝有西方之教君。从之,即命军使成其事,未竟而去。 乾德四年太祖诏令并不一定得到很好地遵行。所谓"太祖抚运,梦感见帝"则显然为臆造之事,炎帝仅为诏令所说的16位一年两祭古帝王之一,并未有何"特殊待遇"。乾德五年是否真的建庙,很难肯定。比较可信的是,淳熙十四年(1187年)六月曾有"修炎帝陵"[63]之举,或即罗苹注所说前一年奏请但"未竟而去"之事。淳祐八年(1248年)二月辛丑,荆湖帅臣陈韡奏并得到认可:"国家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钦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县,庙久弗治。乞相度兴修,以称崇奉之意。"[64]说明国势十分微妙之际,炎帝确乎成为宋代火德之运的象征。 罗泌《路史》多采纬书或道家之言,好追远古,所言多有不实,早有定说。《路史·后纪四》说,炎帝一族数世"俱兆茶陵",注云:"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在焉。"罗泌另有淳熙十四年(1187年)所题《炎陵碑》,落款自称"炎陵外臣"。《路史》所言虽不得实,但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后之史志,多踵其言,如王象之著《舆地纪胜》(约于1227年成书)记说,"炎帝墓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元代未见对炎陵或庙有何举措。明嘉靖《衡州府志·陵寝》言"本朝重修庙宇",并追溯到"宋乾德五年建庙",这在当时以至后世几成共识。 从前面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第一,宋初虽然定国运为火德,但并未将火德之运与传说的第一个火德君炎帝联系起来。第二,宋初一年两祭的16个帝王中,据《挥麈录》墓在南宋境内的有:炎帝葬长沙,在潭州;舜葬零陵郡,即今永州界;夏禹葬会稽,为今绍兴地。而炎帝独为一些士人特别尊崇并得到朝廷认可,正是因为炎帝与宋之国运相系的缘故。第三,乾道四年诏书本为一普通诏书,然为《路史》附会,更为后之史志追溯认可,长沙炎陵之说便似乎确然不移了。 五、"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自战国邹衍提出"五德转移"学说以来,深刻地影响了古代的政治。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统治者莫不为立国的德运而大伤脑筋,唯恐不能与天意相合。这个问题是古代特别是分裂时期统治者最为关切的政治问题。王朝的建立者由此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亦即"正统"地位。据称周属火德,秦自称水德以胜,汉亦称以水德继周而将秦列为闰位,于是正闰之论兴起。自此以后,五德转移说在历朝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宋初三次对国运的论辩可知,五运说在宋初仍保持有相当的势头。直至北宋中期,以五运为说的撰著仍多有出现。如太宗时所修《太平御览》、真宗时所修的《册府元龟》两部大类书,均以五运为说。宋初名臣刘熙古,"兼通阴阳象纬之术",其子蒙叟著有《五运甲子编年历》一书[65]。仁宗时宋庠撰《纪元通谱》一书,仍以"五德相承"为说。神宗时人虞云为其友诸葛深编集《绍运图》作序,说:历代编年,"间有撰集而为图之者,曰《五运统纪》洎《通历》之类。"[66]可见五运说流行之一斑。 宋祁撰《诋五代篇》,历数"土德之衰"之后五代之乱常,以证明"太祖乘五精之运"而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孝治篇》,更以"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有子母相养之道"立论,将宋朝火德与孝治联系起来说:"伏惟我朝,炎灵储晖,赤制改物,得天正统,为人元首。……所以助宣火德,勤服孝治之道,可谓备矣。"[67]张方平著《南北正闰论》论南北朝之正闰,开章即言:"夫帝王之作也,必膺录受图,改正易号,写制度以大一统,招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68]宋、张二人,均据朝中津要,可见五运说的影响之深。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高涨,"五德转移"学说开始受到强力冲击。郑獬撰《五胜论》说:"五胜之说,出于三代之衰乎?……《书》言尧舜禹为详,而未尝言改正朔。《诗》、《春秋》言周为备而未尝言五胜。以董仲舒之博学,犹曰舜改正朔、易服色,其余尽循尧道。不知仲舒从何而得之,岂其未见古书而出于谶纬乎?班固又叙帝世,言周迁其乐,故《易》之《系辞》有所不言,尤为谬戾。"[69]对五运之说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和批驳。诸家中,欧阳修对"五胜之术"的批驳最富代表性,他在《正统论》中说: 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结固,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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