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运之说作了彻底的否定。事实上，从北宋中期以后，除礼部官员外，儒士们已很少有人谈到宋之火德问题，这与当时蓬勃兴起的复兴儒学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宋儒讲求正统[70]，欧阳修发其端。他在《正统论》中强调说："《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掀起了关于"正统"问题的意义深远的讨论。可以说，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宣告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上《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认为唐代所撰的《九经正义》，"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元祐元年（1086年），颜复上奏《乞考正历朝之祀》，也要求"考经为正，凡于谶纬及诸儒曲学、前古污朝苟制，诸子疑礼，道士醮祈，术家厌胜，一切删去"，以合于"圣人之制"[71]。余靖《禘郊论》云："今之礼经，以郑注为正，而康成释禘祭之文，前后驳杂。……郑谓太微五帝递王，而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于圜丘，而祖甲帝于南郊，唯据纬书以释经义。"[72]剔出包括"五运"说在内的谶纬思想影响，是北宋中期儒者"复古"儒学的努力之一。
    在欧阳修的带动下，宋儒对"正统"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如北宋章望之、苏轼、王安石、杨杰等，南宋朱熹、陈师道、毕仲游、张拭以及郑思肖等都对"正统"问题发过议论[73]。诸家所论不尽相同，但焦点所在，不是辨其德运之当否，而是如何看待正统中的"道德"问题。或如欧阳修所说"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则为正统，或如朱熹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讼狱皆归，便是得正统"[74]，不全据"道德"而言；或如郑思肖的《心史·古今正统大论》以道德至上，以圣人、正统、中国为一体。充分说明了"五运"说的影响自欧氏之后已迅速地消退的事实。朱熹弟子黄榦对五行之说"反复思之"，认为"未免穿凿"。他说："圣宋龙兴，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经术文章，一根于理。"[75]他虽然并不能对"五行"说作一个正确的解释，但已将宋朝立国的合法性建立在"德"、"理"之上，而不言五行之运了。
    南宋时，北方反抗金国政权的大小武装活动，多有以"红巾"为号者，其心仪宋朝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是否有象征其色赤的火德之意尚未有确切的史料佐证[76]。元末白莲教等反元义军，也多以红巾作为标志，朱元璋甚至曾以"重明大宋天"为帜。明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皆用红色。"此书胡氏《序》称刘辰"自明初起时，即从戎幄见信任"，其说应有根据。后黄瑜撰《双槐岁钞·圣瑞火德》亦如是说。但朱元璋即位以后，并无推定德运的讨论，表明"五运"说已不能继续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虽然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六月乙未，明王朝曾"祭火德之神"[77]，但此时明王朝败亡之兆已显，明显属"临时抱佛脚"，与宋代后期的种种举措相类。
    "五运"说对中原政权的影响日益衰弱之时，它在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政权中反而热乎了一阵。国号"金"的得名本与五行之金无关，金人入主中原后，受到德运说的影响，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地位，也将其国号"金"与五运之说联系起来[78]。
    金朝后期，朝廷曾两次讨论德运问题。一次是章宗（1190-1208年）时期：据佚名编集的《大金德运图说》所载，有遵从"祖训"不必问及五行相生之序的金德说，或解释为承唐土德之金，有继辽水德当为木德说，有继宋火德之土德说。泰和二年（1202年）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79]在国运的议论中，金国号的本意丧失了。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朝廷再次对国之德运进行了审议，大臣们纷纷就德运问题发表意见，焦点是为金德还是为土德，讨论的结果仍然是继宋火德为土德，实际上是再次宣布宋朝作为一代王朝覆灭，自己继承了合法的正统。
    金朝君臣讨论本朝的德运，虽然主要还是以五运为说，但同时也反映出受到欧阳修正统观的强烈影响。承直郎国史院编修官王仲元引欧阳修《正统论》发议说："自古帝王之兴，必有至德以受天命，岂偏名于一德哉！而曰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不知出于何人。伏睹本朝之兴，混一区宇，正欧阳修所谓大居正，大一统者也。牧国之初，太祖皇帝以金为国号，取其不变之义，非取五行之数也。必欲顺五行相生之德，则前此章宗皇帝宸断，继亡宋火行之绝而为土德。虽当日改辰为腊，然大金之号亦自仍旧以冠，历日而不相妨也。以此看详，止为土德是为相应。"[80]虽然认为以土德为宜，但表明不得已而用此说，本意是"大居正、大一统"的正统观。吏部侍郎张行信《德运议》也说："太祖本不言及五行之叙。"应奉翰林文字黄裳《德运议》亦明显以欧阳修的《正统论》为说，认为赵宋"欺夺柴氏是不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实事契丹是不能统天下之不一也。……辽宋不能相正而我正之，不能相一而我统之，正统在我矣。光承唐运，非我而谁？"
    贞祐二年（1214年）正月，金尚书省集议德运后指出，"德运之说，《五经》不载"，自汉以来，并用其说。而"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太祖皇帝兴举义兵，剪辽平宋，奄有中土，与殷以兵王而尚白理同。本朝宜为金德，此盖遵太祖之圣训，有自然之符应，谓宜依旧为金德而不问五行相生之次也"。不问五行相生之次，实际表明不再恪守"转移"的循环次序了。
    金朝的德运之议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最后一次最高统治当局对利用"五德转移"政治学说进行的讨论，有着一方面与与之对峙的南宋政权争夺天下、一方面面临北方正在崛起的蒙古人的潜在威胁的特殊背景。虽然这场议论十分郑重和热烈，对德运的确定却已经十分勉强，正是这场"回光返照"式的讨论在事实上宣告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