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汉唐间财政职官体制的第三次大变革，是户部理财演变为使职理财。《册府元龟》编者在《邦计部·总序》中列述唐初确立的财政职官之后说：
    其后，财货之任，多专置使以主之，不独归于台阁。胡三省在《通鉴注》中亦指出：
    唐自中世以后，天下财赋皆属户部、度支、盐铁，率以他官分判。[42]
    这里说的，就是唐朝财政大权由户部尚书、侍郎转移到使职，主要是户部、度支、盐铁转运三使职的历史事实。这次变革是在安史之乱前后数十年间逐渐完成的。
    唐朝建国后，其财政职官体制继承隋朝，由户部尚书侍郎统率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郎中员外郎及其属吏，职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令"[43]。其它和财政相关的司农寺、太府寺等，不过是根据政令执掌某些具体财政事务的机关。
    唐朝的财政职官体制在最初半个多世纪颇能正常运行，但到武则天统治时期便开始出现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均田制的破坏，而突出的反映则是户口逃亡。武周晚年，逃户问题已经相当严重。[44]号称盛世的开元年间，户部计帐的户数迅速增加，然而禁止逃亡，限逃户自首的诏令却屡见史册[45]。开元二十四年（736）户数达到8018710，比神龙元年（705）的6156141户增加了30%。可是，这年新春伊始，玄宗就发布敕令："天下逃户，听尽今年内自首，……逾限不首，当命专使搜求，散配诸军"[46]，足见户口逃亡仍十分严重。封建社会，"人为邦本"，户口大量逃亡，必然引起连锁反应，直接受冲击的官府便是户部司。建中宰相杨炎指出：开元中，"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47]的确，当时户部司已经无法掌握丁口、田亩和户等的实际情况，只是凭借旧籍征收赋税徭役，致使"天下之人，苦而无告"[48]。唐朝统治者也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玄宗表白过，他曾为此"夜分辍寝，日旰忘食。"[49]于是便有检括户口、田亩和征敛租庸诸使职的任命。对此，杜佑有翔实的记载：
    （开元）八年，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陈便宜，奏检察伪滥，兼逃户及籍外剩田。于是，令融充使推勾。获伪勋及诸色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劝农判官长安尉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责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宽等皆当时才彦，使还，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50]
    宇文融先后被授予括地使、租庸地税使、劝农使、诸色安辑户口使等职。他所做户口、土地和赋役诸事，本来都是户部司的职责，可是现在却由皇帝直接任命使职来执行。这就是使职代替户部司职事的开始。
    也是在开元时，度支司的一些职事也开始为使职所代替，那就是转运使的设置。
    唐朝政治中心在关中，但是"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51]。因此，需要从关东的陕州、洛阳运来粮食。贞观、永徽年间，每年转运一二十万石，就已够用。到开元时，"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52]。当时转运量已猛增至每年一百万石[53]。管理转运的是度支司。度支司有正副长官各1人，工作人员56人，其人数、职务和分工都是令式规定的，转运只是诸多任务中的一项。从每年转运一二十万石增加到一百万石，这班固定的经管人员怎么担负得了呢？于是，专管转运的使职便由此产生。先是设陕州水陆运使，以陕州刺史充任[54]，进一步以河南府尹任水运使[55]，还不足应传付巨大的转运任务，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同时，被任命兼江淮都转运使，并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肖炅为副使。从此，度支司的转运职事便开始为转运使所代替。
    安史乱前，唐朝虽然设置过不少代替户部诸司以及司农寺、太府寺、铸钱监的财政使职，如盐池使、租庸使、劝农使、括地使、户口使、转运使、铸钱使、监太仓使、监左藏使、太府出纳使等[56]。但从总体上看，那时使职代替户部职事还是局部的，并且已设使职多具临时性，因而取代户部职事也是暂时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户部理财才让位于使职理财，而使职理财又有由度支和盐铁转运二使理财到度支、盐铁转运和户部三使理财的发展过程。
    宰相杨炎指出：
    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57]。
    这说明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国家财政开始步入依靠度支和转运二使支撑的局面。转运使是承前所设。度支使、盐铁使都是乾元元年（758）开始设置的。[58]第五琦首任度支使、盐铁使兼转运使。以后转运使和盐铁使多由一人兼领，至代宗时刘晏以盐利作漕佣，把两方面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盐铁与转运二使便合为一使，[59]而史籍中但称"转运使"或"盐铁使"，皆属盐铁转运使的略称[60]。